公元846年的春天，洛阳城外一处小院里，74岁的崔护坐在藤椅上晒着太阳。风里飘着邻院的桃花香，他眯着眼，手指摩挲着案上的旧诗集——那本里，藏着他50年前在长安城南撞见的一场春天，也藏着让他名垂千古的“人面桃花”。
很多人知道他是写“人面不知何处去”的诗人，却少有人知道，这位博陵崔家的子弟，走过的是一条最典型的中唐文人路：从书香门第里的苦读少年，到两度登科的寒门进士，再到官至岭南节度使的清正官员，最后归隐田园，把一生的烟火与怅惘，都揉进了一首诗里。
博陵崔家的少年：书堆里长大的“学霸苗子”
772年，崔护出生在博陵（今河北定州）崔氏家族——这可不是普通人家，在唐朝，“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并称，是天下闻名的“五姓七家”之一，简单说就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名门”。他爹崔锐更厉害，官至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管的是全国的司法大事。
按说生在这样的家庭，崔护本该是个养尊处优的“官二代”，可他从小没沾过半点娇生惯养的毛病。为啥？因为崔锐对儿子的要求特别严——每天天不亮，崔护就得坐在书房里背《诗经》《尚书》，要是背错一个字，不仅晚饭没得吃，还得对着祖宗牌位罚站。
崔护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最盼的就是下雨天——不是能出去玩，是雨天父亲不用上朝，会坐在书房里陪他读书，偶尔还会讲自己断案的故事。有一次，崔锐讲起一个穷人因为没钱给母亲治病，偷了富人的粮食，最后自己主动改判从轻的事，末了对崔护说：“读书不是为了当官享福，是为了心里有杆秤，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该帮的人。”
这话崔护记了一辈子。后来他不管是考科举，还是当大官，心里都揣着这杆“秤”。
少年时的崔护，是出了名的“书呆子”。博陵城里的小孩都在街头巷尾跑着玩的时候，他要么在自家书房里啃经书，要么就去城外的佛寺里找老和尚讨论诗文。有一次，佛寺里的老和尚跟他聊起李白的诗，崔护说：“李白的诗像天上的云，好看却抓不住；我想写的诗，要像地上的草，普通人一看就懂，却能记一辈子。”
老和尚当时就笑了：“你这孩子，心不高，却实诚。以后准能写出好东西。”
谁也没想到，这句“实诚”的评价，后来真成了崔护诗歌的底色——他一辈子没写过什么晦涩难懂的“文人诗”，就凭《题都城南庄》那28个字，把“物是人非”这回事，写得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都能跟着叹口气。
长安城里的科举路：两次登科的“逆袭考生”
唐朝的文人，想当官几乎只有一条路：考科举。而科举里最难的，就是“进士科”——有句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30岁考上明经科都算老的，50岁考上进士科都算年轻的。
崔护20岁出头的时候，揣着父亲给的盘缠，背着一箱子书，第一次去了长安。那时候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朱雀大街宽得能跑八匹马，酒肆里飘着胡姬的歌声，考场门口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考生。崔护站在考场外，心里又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扇门背后，不仅是自己的前途，更是父亲的期望。
科举哪有那么容易？第一次考进士，崔护落榜了。
落榜那天，他一个人坐在长安城南的曲江池边，看着别人看着榜上欢呼着，自己却名落孙山，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想写信回家说“我不考了”，可一想起父亲说的“心里有杆秤”，又把信撕了。
从那以后，崔护在长安租了个小破院，开始了“苦读模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书，中午啃个冷饼子继续写策论，晚上点着油灯改文章，直到眼睛睁不开才睡觉。有一次，邻居老太太看他天天不出门，还以为他病了，特意送了碗热粥过来，说：“小伙子，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崔护握着热粥，心里暖得不行——他知道，在长安，像他这样的穷考生太多了，大家都在熬，熬到出头的那天。
熬了整整四年，到了贞元十二年（796年），24岁的崔护再次走进考场。这一次，他没慌——策论里写的“百姓疾苦”，是他从邻居老太太那里听来的；诗里写的“长安春景”，是他四年里每天路过的街景。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从最后一名往前找，找了三遍，才在中间位置看到“崔护”两个字。
那一刻，崔护抱着旁边的考生哭了——不是因为当上官了，是因为自己没白熬，没让父亲失望。
可崔护的“学霸路”还没结束。唐朝的科举，考上进士是“入门”，想当大官，还得考“制科”——就是皇帝亲自出题的考试，考的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简单说就是“既有学问，又会办事”。
元和元年（806年），34岁的崔护又参加了制科考试。这一次，他写的策论里，提到了“减轻赋税、安抚流民”的建议，正好戳中了刚即位的唐宪宗的心思。放榜时，崔护考了第一名——“才识兼茂科”登第，一下子从“普通进士”变成了“皇帝看中的人才”。
那天，崔护回到小破院，把录取通知书贴在墙上，煮了一碗面条，加了两个鸡蛋——这是他来长安十年，吃得最奢侈的一顿饭。从这天起，他要走的路，不再是书堆里的路，是官场里的路，是要为老百姓办事的路。
官场里的“实在人”：从京兆尹到岭南节度使的政绩
考上制科后，崔护先是被派到地方当县尉——就是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管治安、抓小偷。别看官小，崔护干得特别认真。他到任第一天，就把县里的卷宗全翻了一遍，发现有几个老百姓是因为欠了地主的钱被抓的，立马找地主谈话，说：“老百姓要是有活路，谁愿意欠你钱？你要是再逼他们，我就上报朝廷，说你欺压百姓。”
地主怕了，不仅免了欠款，还送了粮食给那几家老百姓。老百姓都夸：“新来的崔县尉，是个实在人。”
后来，崔护又被调到中央当监察御史，管的是弹劾贪官污吏。有一次，他查到一个大官贪污救灾款，立马写了奏折上报。有人劝他：“那人后台硬，你别惹祸上身。”崔护说：“我考科举不是为了怕事，是为了办事。要是看着贪官不管，我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我爹当年教我的话。”
最后，那个大官真被罢了官，救灾款也追了回来。唐宪宗知道后，夸崔护：“你这人性子直，适合干大事。”
到了大和三年（829年），57岁的崔护迎来了他官场生涯的巅峰——先是被任命为京兆尹，就是长安市市长；没过几个月，又升为御史大夫兼岭南节度使，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
长安是京城，不好管——达官贵人多，规矩多，矛盾也多。崔护当京兆尹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夜市”。那时候长安的夜市里，有不少权贵家里的仆人欺负小商贩，强买强卖。崔护直接派衙役在夜市巡逻，只要看到欺负人的，不管是谁家的人，先抓起来再说。
有一次，一个宰相的仆人强抢商贩的水果，崔护不仅把人打了***板，还亲自去宰相府“说理”：“您是宰相，要为天下人做榜样，要是您家仆人欺负老百姓，老百姓还能信朝廷吗？”
宰相被说得哑口无言，赔了商贩的钱，还跟崔护道了歉。从那以后，长安的夜市太平了，小商贩们都说：“崔市长是个敢替我们说话的官。”
后来崔护去岭南当节度使，难度更大——岭南那时候是“蛮荒之地”，气候湿热，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经常闹矛盾。崔护到任后，没先搞“大工程”，而是先带着随从走遍了岭南的各个州县，跟少数民族的首领聊天，问他们需要什么。
他发现少数民族最缺的是粮食和医生——因为气候不好，庄稼长不好，生病了也没人治。崔护立马从北方调了稻种，教他们种水稻；又在每个州县建了“惠民药局”，请医生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有个少数民族首领感动得说：“以前的官来了，要我们交税；崔大人来了，却给我们送粮食、送医生。我们以后一定听朝廷的话。”
在岭南的几年，崔护没打过一场仗，却让岭南的老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朝廷好几次想调他回长安当更大的官，崔护都拒绝了——他说：“岭南的老百姓还需要我，我不能走。”
长安城南的一场春天：《题都城南庄》里的永恒怅惘
崔护这辈子，当官清正，做人实在，可真正让他被记住的，不是他的官衔，而是他年轻时在长安城南写的那首《题都城南庄》。
那是贞元十二年（796年），也就是他刚考上进士的那年春天。考完试后，崔护心里松快，骑着马在长安城南瞎逛。那天太阳特别毒，走了没多远，他就觉得喉咙干得像要冒烟。正好前面有个小院，院里飘着桃花香，崔护就下了马，上前敲门。
敲了好几下，才有个姑娘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谁呀？”
崔护说：“我是赶考的书生，路过这里，想讨碗水喝。”
门开了，崔护抬头一看，愣住了——院里的桃花开得正艳，姑娘站在桃花树下，穿着浅粉色的裙子，手里端着一碗水，笑盈盈地看着他。阳光洒在姑娘脸上，也洒在桃花上，崔护觉得，这春天里最美的东西，都在这院里了。
他接过水，喝了一口，却忘了道谢——光顾着看姑娘和桃花了。姑娘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转身走进了屋里，只留下崔护一个人站在院里，看着桃花发呆。
过了一会儿，崔护才反应过来，赶紧放下碗，跟屋里的姑娘道谢，然后骑着马走了。走的时候，他还回头看了好几眼——那院桃花，那姑娘的笑脸，像刻在了他心里。
那时候崔护刚考上进士，忙着应付各种应酬，没时间再去城南。等他忙完，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他想起去年的那场相遇，心里痒痒的，又骑着马去了长安城南。
可到了那个小院门口，崔护却傻了——院门是锁着的，院里的桃花还像去年一样开得艳，可那个站在桃花树下的姑娘，却不见了。
崔护站在院门外，心里空落落的。他不知道姑娘去哪了，是嫁人了？还是搬走了？他只知道，去年的春天还在，去年的桃花还在，可去年的人，却不在了。
他从怀里掏出笔，在院门上写了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写完后，崔护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骑着马走了。他当时也没想到，这28个字，会成为后来人每次想起“物是人非”时，都会念起的诗。
后来有人问崔护，那个姑娘到底去哪了？崔护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或许她嫁了个好人家，或许她搬到了别的地方。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过‘人面桃花’的时刻：比如回到老房子，发现小时候的玩伴不在了；比如翻开旧照片，发现照片里的人已经走了。我只是把大家都有的感受，写进了诗里。”
确实，这首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年，不是因为崔护写了一场“一见钟情”，而是因为他写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怅惘”——春天会再来，桃花会再开，可那些曾经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却再也回不来了。
归隐田园的晚年：把一生过成一首平淡的诗
60多岁的时候，崔护从岭南回到了洛阳。那时候他已经头发花白，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朝廷想让他当“太子少保”，这是个闲职，待遇好，还不用干活。可崔护拒绝了——他说：“我当了一辈子官，现在想回家种种花，看看书，过几天清闲日子。”
他在洛阳城外买了个小院，院里种了几棵桃树，每年春天，桃花开的时候，他就坐在桃树下，喝着茶，看着书，偶尔还会想起长安城南的那场春天。
邻居们都知道他是“大官”，经常来跟他聊天，问他当官的故事。崔护从不摆架子，总是跟他们聊家常，教他们种庄稼，有时候还会给孩子们讲诗文。有个小孩问他：“崔爷爷，你写的‘桃花依旧笑春风’，是什么意思呀？”
崔护摸了摸小孩的头，说：“等你长大了，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后来又不见了，你就懂了。”
晚年的崔护，活得像他自己写的诗——平淡，却有味道。他不再关心朝廷的事，也不再想自己的官衔，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看着院里的桃花开，听着邻居的笑声，偶尔写几句诗，记下来的都是生活里的小事：比如今天喝了一碗好粥，比如邻居送了他一筐桃子。
公元846年的春天，崔护坐在藤椅上，看着院里的桃花，突然笑了——他想起了50年前长安城南的那个姑娘，想起了岭南的老百姓，想起了自己走过的路。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白活：当了好官，写了好诗，还遇到了那么多好的人。
那天晚上，崔护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74岁。
他死后，家人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诗集，诗集的最后一页，写着几句话：“一生为官，只求无愧于心；一生写诗，只求无愧于情。长安城南的桃花还在，我便也还在。”
现在再读《题都城南庄》，读的不只是崔护的一场春天，更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长安城南”，都有一片“人面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