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59年的冬天，长安城南的一条小巷里，寒风跟刀子似的往破屋子里钻。墙角的油灯忽明忽暗，照着一个冻得缩成一团的少年——他就是韦庄，才十岁出头，手里攥着一本翻得卷边的《韦苏州集》，手指冻得发紫，却还在跟着油灯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书里的诗，是他太爷爷韦应物写的。想当年，韦应物是苏州刺史，出门有车马，回家有仆人，写诗喝酒，何等风光；到了韦庄这辈，家道中落得连锅底都快朝天了——父亲早死，母亲带着他和妹妹，靠缝补浆洗勉强糊口，哪还有半点“名门望族”的样子？
韦庄不管这些，他就认一个理：太爷爷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我也能；太爷爷能当大官，我也能考。就是这份“认死理”，让他从长安的破屋子，走到了江南的烟雨中，把少年的苦、漂泊的难，全熬成了诗里的字。
破屋子里的韦家郎：饿着肚子也要读书的“倔小子”
韦庄的少年时光，就两个关键词：“穷”和“拼”。
先说“穷”。有多穷？冬天没有炭火，他就把妹妹的旧棉袄裹在身上，还是冻得直跺脚；家里买不起米，母亲就煮点稀粥，他总是让妹妹多喝一碗，自己啃着硬邦邦的窝头，就着咸菜读书。有一回，邻居大妈看见他冻得手都握不住笔，心疼地说：“庄儿啊，别读了，跟我去卖菜吧，好歹能混口饱饭！”
韦庄却摇摇头，把冻僵的手放在嘴边哈口气，接着写：“大妈，我太爷爷是韦应物，我不能给祖宗丢脸。”
这话听着有点“轴”，可他是真的拼。没钱买灯油，他就等到月亮出来，借着月光读书；买不起新书，他就去书铺里“蹭读”——站在人家铺子门口，从开门读到关门，掌柜的赶他，他就换一家，有时候一站就是一整天，腿都麻了。
有一年夏天，长安下大雨，破屋子漏得跟筛子似的，韦庄把书揣在怀里，躲在床底下，借着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光接着读。母亲看着他，眼泪都掉下来了：“儿啊，要不咱不考了，娘再找份活计，总能养活你。”
韦庄爬出来，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笑着说：“娘，没事，等我考上了，咱就住大房子，再也不用漏雨了。”
现实比他想的残酷多了。他第一次去考科举，才二十岁，背着母亲缝的旧行囊，揣着几个干馒头，走进了长安的考场。他觉得自己准备得够充分了，下笔如有神，可放榜那天，他从榜头看到榜尾，看了三遍，都没找到“韦庄”两个字。
那天的长安，阳光特别毒，他站在榜前，汗流浃背，却觉得浑身发冷。旁边有人中了举，欢呼雀跃，还有人没中，蹲在地上哭。韦庄没哭，也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回小巷，路上买了个烧饼，啃着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不是因为没考上，是觉得对不起母亲的期待。
他没认输。回到家，他把旧行囊一放，对母亲说：“娘，明年我再考。”
就这么着，他考了一次又一次，从二十岁考到三十岁，长安的考场去了七八回，却次次落榜。有人嘲笑他：“韦家都败落了，还想当大官？做梦吧！”他听了，不恼也不辩，只是把更多的时间泡在书里——别人读诗是为了消遣，他读诗是为了活命，为了给母亲和妹妹一个像样的家。
长安城里的血与火：《秦妇吟》里藏不住的痛
公元880年，韦庄三十五岁，这一年，他没去考科举——不是不想考，是长安都快没了。
这年冬天，黄巢带着起义军打进了长安。城破那天，韦庄正在家里读书，听见外面喊杀声震天，接着就是火光冲天。他赶紧拉着母亲和妹妹，跟着逃难的人群往城外跑。
路上的景象，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以前繁华的天街（长安的主干道），现在到处是尸体，有当官的，有老百姓，还有小孩；皇宫里的内库（皇帝的宝库）被烧得噼啪响，锦绣绸缎烧成了灰，飘在空中，跟黑色的雪似的；有个老婆婆抱着死去的孙子，坐在路边哭，哭声比寒风还刺耳。
韦庄带着家人，一路躲躲藏藏，有时候躲在破庙里，有时候藏在庄稼地里，好几次差点被起义军抓住。有一回，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落脚，遇见一个从长安逃出来的妇人，大家都叫她“秦妇”。秦妇跟他们讲起长安城里的惨状：“起义军进城那天，我家男人被砍死了，孩子被抢走了，我躲在井里，才捡回一条命……”
韦庄听着，心里像被刀扎一样。他见过繁华的长安，也见过落魄的长安，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的长安——以前他写诗，写的是“春风得意”，写的是“乡愁”，可那天，他觉得那些诗都太轻了，轻得扛不住眼前的苦难。
后来，他带着家人逃到了洛阳，住在一个破客栈里。晚上，家人都睡了，他坐在油灯下，想起秦妇说的话，想起长安城里的火光和尸体，再也忍不住，拿起笔，一口气写下了一首长诗——《秦妇吟》。
诗里写“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不是他编的，是他亲眼看见的：皇帝的宝库成了灰，大官的骨头被人踩在脚下；
诗里写“入门惟见尸纵横，怨骨堆成丘与山”——这是秦妇告诉他的，也是他在路上看见的；诗里写“人间处处犹流血，何处容身敢安歇”——这是他自己的处境，也是千万逃难百姓的处境。
这首诗一写出来，就跟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整个洛阳。有人抄在纸上，贴在墙上，路过的人都停下来看，看哭了一大片。有个老秀才读完，拉着韦庄的手说：“你这诗，写出了我们的苦啊！以后，你就是‘秦妇吟秀才’了！”
“秦妇吟秀才”——这个名号，比任何科举功名都让韦庄觉得沉重。以前他写诗，是为了考功名；可写《秦妇吟》，是为了那些死在乱世里的人，是为了记下这场不该被忘记的苦难。后来有人说，《秦妇吟》和《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三绝”，可韦庄自己知道，这首诗不是“绝唱”，是“血书”——每一个字，都浸着长安的血和泪。
江南的雨：从长安到江南，诗里多了乡愁
黄巢起义后，长安成了战场，韦庄知道，短期内回不去了。为了活命，他带着家人，一路往南，逃到了江南。
江南的春天，跟长安不一样。长安的春天，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爽朗；江南的春天，是“春水碧于天”的温柔——河水绿得比天空还好看，画船在水面上飘着，下雨的时候，躺在船上听雨声，别提多惬意了。
韦庄看着这美景，心里却不是滋味。有一回，他坐在画船上，看着两岸的桃花开得正艳，船娘唱着江南的小调，他却想起了长安的小巷，想起了母亲在破屋子里缝补的身影，想起了那些没来得及带走的旧书。他拿出笔，写下了《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人人都说江南好，他知道，自己只是个“游人”，不是“主人”。“画船听雨眠”看着舒服，雨打在船篷上的声音，听着听着就成了乡愁——他想回长安，哪怕那里还是破屋子，哪怕还要考科举，可那是家啊。
在江南的那些年，韦庄的诗风变了。以前写长安，是“硬”的，是“倔”的，带着少年人的冲劲；现在写江南，是“软”的，是“柔”的，带着漂泊的愁。
他写“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江南的姑娘美，可再美，也不是长安的人；他写“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不是不想还乡，是怕一还乡，看到的还是战火后的废墟，怕自己承受不住那份痛。
可江南也不全是乡愁，还有“活下来”的希望。他在江南靠写诗谋生——有人请他写碑文，有人请他写题咏，给点润笔费，够他和家人糊口。他还认识了不少文人墨客，大家一起喝酒写诗，聊起长安的往事，有人哭，有人叹，可韦庄总是沉默，然后把心里的话写进诗里。
有一回，他在苏州的寒山寺，遇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问他：“施主看起来有心事？”韦庄说：“我想回家，可不知道家还在不在。”老和尚指着寺外的枫树说：“你看这枫树，秋天叶子红，冬天叶子落，可春天一来，又会发芽。家也是一样，只要人在，家就还在。”
韦庄听了，心里豁然开朗。那天晚上，他在寒山寺住下，听着钟声，写下了“秋山红叶醉，霜染万林秋”——红叶虽然会落，但霜染过的山林，自有一番壮阔。就像他自己，虽然漂泊，但苦难也能把他淬炼得更坚强。
和尚朋友贯休：乱世里的禅意，让诗心更通透
在江南，韦庄遇到了一个改变他诗风的人——诗僧贯休。
贯休是个奇和尚，长得丑，眼睛大，下巴上有好几根长胡子，可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他比韦庄大二十多岁，见过的世面更多，年轻时也在长安待过，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贵，才跑到江南的寺庙里当和尚。
两人是在杭州的灵隐寺认识的。那天韦庄去灵隐寺烧香，正好遇上贯休在院子里写诗。韦庄凑过去一看，诗里写“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气势十足。韦庄忍不住赞了一句：“大师这首诗，真有气魄！”
贯休抬头一看，见是个穿着旧长衫的读书人，笑着说：“施主也懂诗？”
就这么一句，两人聊上了。从长安聊到江南，从写诗聊到人生，越聊越投机。贯休知道韦庄的遭遇后，说：“乱世里，能活着就好，写诗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有个地方放。”
韦庄听了，觉得这话说到了心坎里。以前他写诗，是为了考功名，为了养家；现在他明白，写诗也是为了自己——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诗能让他静下心来，能让他在苦难里找到一点安慰。
后来，韦庄经常去找贯休聊天。有时候在寺庙里，两人一起喝茶，看山上的红叶；有时候在西湖边，两人一起划船，听湖里的渔歌。贯休会跟他讲佛理，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让他别太执着于功名；韦庄会跟贯休讲长安的往事，讲《秦妇吟》里的人，讲自己的乡愁。
有一回，两人在山上看红叶，贯休说：“你看这红叶，今天红得好看，明天就会落，可明年还会再红。人也是一样，今天苦，明天可能更苦，但总会有熬过去的时候。”
韦庄看着红叶，心里亮堂了。他拿出笔，写下“秋山红叶醉，霜染万林秋”——以前他写红叶，只觉得好看；现在写红叶，却看到了红叶背后的“生生不息”。这首诗里，没有了以前的愁绪，多了点禅意，多了点超脱——不是不在乎苦难，是学会了在苦难里找希望。
贯休看了这首诗，笑着说：“你这诗，比以前通透多了。看来，江南的雨没白淋，山上的红叶没白看。”
韦庄也笑了。他知道，自己变了——从长安那个一心想考功名的倔小子，变成了江南这个能在红叶里看见希望的漂泊者。他的诗，也变了——从“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沉痛，变成了“春水碧于天”的温柔，再变成“秋山红叶醉”的通透。这些变化，不是因为他忘了长安的苦，是因为他在漂泊里，学会了和苦难相处，学会了在黑暗里找光。
漂泊里的诗心：苦难熬成的，才是真的诗
在江南漂泊了十年，韦庄从三十五岁走到了四十五岁。这十年里，他没再考科举，却写了无数的诗和词——《秦妇吟》让他成名，《菩萨蛮》让他被人记住，还有那些带着禅意的山水诗，让他在乱世里，活成了一个“诗人”。
有人问他：“韦秀才，你这辈子颠沛流离，苦不苦？”
韦庄说：“苦啊，怎么不苦？饿过肚子，逃过难，见过死人，想过家。可要是不苦，我也写不出那些诗。”
要是没有破屋子里的寒窗苦读，他写不出“少时孤贫力学”的韧；要是没有长安城里的血与火，他写不出《秦妇吟》的痛；要是没有江南的漂泊，他写不出“春水碧于天”的愁；要是没有和贯休的交游，他写不出“秋山红叶醉”的通透。
他的诗心，不是天生的，是在少年的穷、漂泊的难、乱世的痛里，一点一点萌芽、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就像一颗种子，在石头缝里生根发芽，经历了风吹雨打，最后长成了一棵树，开了花，结了果。
公元894年，韦庄四十八岁，这一年，他终于回到了长安，再次参加科举。这一次，他考上了——虽然只是个“进士及第”，排名还很靠后，但他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
有人说，他要是早几年考上，就不会吃那么多苦；可韦庄自己知道，要是没有那些苦，他就不是“韦庄”了，也写不出那些能传千年的诗。
后来，他去了四川，投靠了王建，当了官，最后成了“前蜀宰相”。官做得越大，他越怀念江南的日子——不是怀念漂泊的苦，是怀念那些在漂泊里，能静下心来写诗的日子。
晚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诗编成了集子，取名《浣花集》。看着那些诗，他似乎又看见那个在长安破屋子里读书的少年，看见那个在江南画船上听雨的漂泊者，看见那个在灵隐寺和贯休聊天的诗人。
他想起少年时，母亲问他：“儿啊，读书这么苦，值得吗？”
当时他没回答，可现在，他知道答案了——值得。因为那些苦，那些漂泊，那些痛，最后都变成了诗里的字，变成了能让后人记住的“韦庄”。
就像他在《菩萨蛮》里写的：“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江南的乐，不是因为日子好过，是因为在那里，他把少年的梦、漂泊的苦，都熬成了诗，熬成了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