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历末年，湖州的秋天还是老样子——乌程县的河水泛着淡绿，巷口的桂花飘得满街香，玉真观后的茶寮里，陆羽还在煮着他的紫笋茶，桌边少了个叽叽喳喳的身影。
那时候的李冶，已经快五十岁了。头发里掺了几根银丝，眼角有了细纹，精神头还是足，每天照样写诗、喝茶，和老朋友们聚聚。比起年轻时的“胆大包天”，她多了点沉稳，见了新来的小女冠，还会笑着教她们“写诗要先走心，再动笔”。
日子过得跟泡在温茶里似的，不烫嘴，却暖身子。陆羽常说：“阿冶，你这辈子也算值了，诗名满江南，朋友遍天下，比我们这些男人还自在。”李冶听了总笑：“可不是嘛，要是一直这样，到了七八十岁，我还能跟你抢茶喝。”
可谁也没想到，这安稳日子，会被一道来自京城的圣旨打破。
那天早上，观里的钟声刚响过，就见几个穿着官服的人骑马奔来，为首的人手里举着明黄色的卷轴，老远就喊：“玉真观李冶接旨！”
李冶在院子里晒诗稿，听见喊声，手里的木耙“哐当”掉在地上。她这辈子没见过这阵仗，心里打鼓：“京城来的圣旨？找我干啥？”
旁边的陆羽赶紧拉着她跪下来，官差展开卷轴，尖着嗓子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湖州女冠李冶，诗才卓绝，名传天下，今召入宫中，伴驾赋诗，钦此。”
念完，官差把卷轴递过来，脸上堆着笑：“李姑娘，陛下看重您，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啊！”
李冶拿着卷轴，手都在抖。她抬头看陆羽，陆羽眉头皱得紧紧的，嘴动了动，没敢在官差面前说啥。等官差走了，陆羽才拉着她进了茶寮，压低声音说：“阿冶，不能去！宫里不是好地方，那唐德宗刚登基没几年，心思深着呢，你去了就是羊入虎口！”
皎然和尚也赶来了，手里的木鱼都忘了敲：“是啊阿冶，伴君如伴虎，你在湖州过得好好的，为啥要去蹚那浑水？再说你是女冠，进宫里规矩多，哪有在观里自在？”
李冶坐在竹凳上，手里攥着圣旨，心里乱得像团麻。她不是不想去——活了快五十年，她的诗名只在江南传，要是能进京城，能让皇帝看到她的诗，那是多少文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可她也怕，怕宫里的规矩，怕皇帝的喜怒无常，怕再也回不来这满是桂花香气的湖州。
纠结了三天，李冶还是收拾了行李。不是她贪慕虚荣，是她不敢抗旨——在那个年代，皇帝的话就是天，抗旨就是死罪，她不想连累玉真观的师父和师姐妹，更不想让一辈子的诗名，落个“抗旨不遵”的骂名。
临走那天，湖州下了小雨。陆羽给她装了两包最好的紫笋茶，皎然给了她一串开过光的佛珠，张师姐（当年那个跟丈夫吵架的师姐，如今孩子都大了）给她缝了件厚棉袄，说“京城比湖州冷，别冻着”。
李冶抱着这些东西，站在观门口，眼泪掉个不停：“陆兄，皎然大师，我走了，你们多保重。等我在宫里站稳了，就回来找你们喝茶。”
陆羽别过脸，声音嘶哑：“你才要保重，少说话，多做事，别跟在湖州似的，啥话都敢说。”
马车轱轳地走，穿过熟悉的巷子，越过河边的石桥，就像当年六岁时被父亲送进观里那样，只是这次，方向是京城，前路是未知。
到了长安，李冶才知道，所谓的“伴驾赋诗”，不过是唐德宗想找几个文人装点门面。那时候安史之乱刚结束没多少年，长安城里还没完全恢复元气，唐德宗想通过召集天下才子，显得“重视文治”，好让老百姓觉得“天下太平”。
李冶住进了宫里的掖庭宫，每天的活儿就是陪皇后、贵妃们写诗，或者在皇帝设宴时，写几首应景的诗凑凑热闹。没有了玉真观的茶寮，没有了陆羽的好茶，没有了朋友们的玩笑，没完没了的规矩，和宫里人小心翼翼的眼神。
有一次，唐德宗设宴，让李冶写首诗赞美长安的繁华。李冶看着宴会上的山珍海味，再想起宫外还有老百姓吃不饱饭，心里不是滋味，还是硬着头皮写了“长安春色好，万户捣衣声”——她不敢写真话，只能捡些不痛不痒的话说。
唐德宗看了，点点头，没多夸，也没批评，说：“李爱卿的诗，果然名不虚传。”李冶心里凉了半截，她知道，皇帝根本不在乎她的诗写得好不好，只在乎她能不能“听话”。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李冶越来越想家，想湖州的桂花，想玉真观的银杏，想陆羽煮的茶。她好几次想请旨回湖州，可每次话到嘴边，都看见太监们冰冷的眼神，只能把话咽回去。
她怎么也没想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兵变爆发了。一群叛军打进了长安，唐德宗吓得带着妃子、太子跑了，连皇宫都没顾上守。李冶没来得及跑，被叛军堵在了宫里。
叛军的首领叫朱泚，是个野心家，想自己当皇帝。他听说李冶是有名的才女，就派人把她找来，拿着刀架在她脖子上，说：“你给我写首诗，赞美我起兵‘清君侧’，要是写得好，我保你性命；要是不写，现在就杀了你！”
李冶吓得浑身发抖，手里的笔都握不住。她知道朱泚是叛贼，写了就是“附逆”，可刀架在脖子上，她没得选——她想活着，想回湖州，想再喝一口陆羽煮的茶。
她哆哆嗦嗦地写下了诗，没敢写太过分的赞美，只写了些“天下纷扰，将军起兵安天下”之类的场面话。朱泚看了，还算满意，没杀她，把她关在了宫里，等着当皇帝后，再让她当“御用诗人”。
那段日子，李冶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她怕朱泚杀她，更怕唐德宗回来找她算账。她夜里睡不着，总想起六岁时在蔷薇丛前写诗的样子，想起在玉真观和朋友们喝茶论诗的日子，心里后悔得要命：“要是当初没进宫就好了，要是能回湖州就好了。”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
没过多久，唐德宗就带着军队打回了长安，朱泚的叛军很快就败了。唐德宗回到皇宫，第一件事就是清算“附逆”的人——那些给朱泚当过官、写过诗的人，都被抓了起来。
很快，就有人把李冶给朱泚写诗的事告诉了唐德宗。唐德宗本来就小心眼，一听这话，当场就炸了，拍着桌子骂：“好你个李冶！朕召你进宫，待你不薄，你居然敢给叛贼写诗！这是背叛朕，背叛大唐！”
旁边的太监还在添油加醋：“陛下，听说那李冶写的诗，把朱泚夸得跟英雄似的，这不是明摆着跟陛下作对吗？”
唐德宗更生气了，下令：“把李冶抓来，乱棒打死！”
那天下午，长安的天阴沉沉的，刮着冷风。几个侍卫闯进李冶的住处，二话不说就把她架了出去。李冶挣扎着喊：“陛下饶命！我是被迫的！我不是故意的！”
可侍卫们根本不听，把她拖到宫门外的空地上，举起手里的棒子，就往她身上打。
李冶躺在地上，疼得浑身发抖，意识越来越模糊。她好像看到了湖州的河水，看到了玉真观的银杏，看到了陆羽和皎然在茶寮里等着她，笑着说：“阿冶，你回来了，快喝杯热茶。”
她想抬手跟他们打招呼，手重得抬不起来。最后，她想起了写过的《八至》，想起了“至亲至疏夫妻”，想起了自己一辈子敢爱敢恨，写了无数好诗，可最后，却因为一首被迫写的诗，丢了性命。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落在冰冷的地上，很快就被风吹干了。
这一年，李冶五十四岁。
消息传到湖州的时候，陆羽正在煮茶，手里的扇子“啪嗒”掉在地上，茶水洒了一地。他愣了半天，嚎啕大哭：“阿冶！我让你别去！你为啥不听啊！”
皎然和尚坐在银杏树下，手里的木鱼掉在地上，他看着远处的天空，喃喃地说：“痴儿，痴儿啊……你这一辈子，都在写别人的心事，怎么就没算好自己的命呢？”
张师姐拿着李冶早年写给她的诗稿，哭得眼睛都肿了：“阿冶姐，你不是说要回来跟我们喝茶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一代才女，就这么没了。没有隆重的葬礼，没有人为她平反，只有江南的桂花，每年秋天还会飘满街，玉真观的银杏，每年冬天还会落满院，好像在替她，守着那些曾经热闹的日子。
后来，有人说李冶冤，说她被迫写诗，不该死；也有人说她傻，说她不该进宫，不该贪慕那点虚名。只有真正懂她的人知道，她不是贪慕虚名，只是想让自己的诗被更多人看到；她不是想背叛谁，只是想活着，想回到那个让她安心的湖州。
她的一生，就像她写的诗一样——有六岁时“心绪乱纵横”的灵气，有年轻时“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的浪漫，有中年时“至亲至疏夫妻”的通透，也有晚年“乱棒打死”的遗憾。
她是个“风流”的女冠，却比谁都深情；她是个“叛逆”的女人，却比谁都懂生活。她的诗，没被收录进太多官方的诗集，可直到今天，读起“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读起“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还能感受到唐朝的温度，感受到一个女人最真实的心跳——那是敢爱敢恨的心跳，是通透清醒的心跳，也是带着遗憾，却从未后悔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