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的人群像退潮般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流下。谢望城扶着父亲慢慢走，两人都不说话，还沉浸在刚才会场的氛围里。秋天的晚风已经有了寒意，吹得谢继远的中山装衣角微微飘动。
“谢老，请留步。”身后传来声音。
回头，是李明道教授，那位台湾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专家。他快步追上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在晚风中显得有些急切。
“李教授。”谢继远停下脚步。
李明道看了眼周围陆续散去的参会者，压低声音：“谢老，有件事……想私下请教。”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您父亲谢文渊先生，是不是……代号‘荆江’？”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1986年北京的秋夜。谢继远的身子明显晃了一下，谢望城赶紧扶住父亲的手臂，能感觉到那手臂瞬间绷紧了。
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长安街的车流声、远处隐约的谈话声、甚至风吹过银杏树叶的沙沙声，在这一刻都消失了。谢继远盯着李明道，眼神锐利如刀——那是三十年前审查可疑人员时才会有的眼神。
“您怎么知道这个代号？”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李明道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从文件袋里取出一本旧书——不是书，是一本线装的笔记本，封面是深蓝色的土布，边缘已经磨损。他小心地翻开扉页。
借着路灯的光，谢继远看到扉页上用极细的钢笔写着几行字，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
“1947年3月，沪上。与‘江鸥’同志交接华中军区电台配件清单。所有配件伪装成机床零件图纸，见第三十七页至四十二页。接头暗号：问‘此轴公差几何’，答‘同心可度’。”
落款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荆江。
谢继远的手开始颤抖。他认得这个字迹——虽然刻意改变了书写习惯，但那笔画的起承转合，那种工整中带着凌厉的气质，是他童年时在父亲书房里无数次见过的。
“江鸥……”他喃喃道。
“是我叔叔，李正明。”李明道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沉睡的往事，“他在台湾的化名是李正明，真实姓名是李振华。1945年到1949年，在上海以机械工程师身份为掩护，与您父亲单线联系，负责为华中军区输送电台设备和技术情报。”
路灯下，三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远处长安街的车流声像遥远的潮汐。谢望城感到父亲握着自己手臂的力量越来越大，那是六十岁老人不该有的力道，也是他从未见过的、父亲如此失态的时刻。
“我父亲……”谢继远的声音哽住了，“1950年在台湾牺牲了。”
李明道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再睁开时眼圈已经红了：“家叔知道。他……他一直在等‘荆江’的消息。等到1965年去世前，还念叨着‘老谢该回来了’。”他把笔记本双手递上，“这是家叔的遗物。临终前交代我，如果有一天能回大陆，一定要找到‘荆江’的后人，把这本笔记本还给他们。他说……这里面有他们共同的战斗记忆。”
谢继远没有马上接。他看着那本泛黄的笔记本，看了很久，仿佛透过它看到了1947年上海的深夜，看到了两个年轻的地下工作者在昏暗的灯光下，用技术图纸伪装情报，用机床术语传递消息。
终于，他缓缓抬起双手——那双手微微颤抖，像在承接一件圣物。笔记本很轻，又很重。
“李教授，”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能……能找个地方，坐下说说话吗？”
人民大会堂斜对面的北京饭店咖啡厅里，灯光柔和。三个人选了最角落的位置。服务员端来三杯清茶，茶叶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像慢慢展开的往事。
李明道先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家叔李振华，1910年生，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1938年入党，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组织安排他以工程师身份进入上海资源委员会机械研究所，任务是利用合法身份，为根据地获取急需的工业设备和技术资料。”
他喝了口茶，眼神飘向窗外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您父亲谢文渊先生，代号‘荆江’，1946年从重庆调到上海，在家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对外是研究所的同事，实际上……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谢继远摩挲着笔记本的封面：“我父亲很少提起在上海的事。我只知道，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留下参加接管工作。1950年又奉命南下……就再也没回来。”
“1949年4月，”李明道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家叔奉命撤离上海，去台湾潜伏。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页纸上没有技术笔记，只有一行用暗语写的话：“齿轮已运至三号码头仓库，钥匙在黄浦公园第三棵梧桐树下。此去一别，各自珍重。愿重逢之日，可见新天地。江鸥”
下面有另一行字，字迹不同，更潦草些：“同心可度，终有归期。珍重。荆江”
“这是他们的告别。”李明道轻声说，“‘齿轮’指的是一批美国援助的精密机床，家叔通过特殊渠道截留下来，藏在码头仓库，准备运往解放区。但形势变化太快，最后这批设备没能运走。家叔撤离时，把仓库钥匙的埋藏地点告诉了你父亲。”
谢继远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两行字。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1950年会主动申请去台湾。不光是任务，也许……也许还想找到当年没能带回来的同志，找回那批没能运到解放区的设备。
“家叔到台湾后，继续以工程师身份潜伏。”李明道继续道，“他在台湾成立了正明精密机械公司，表面上是从维修美军设备起家，实际上一直在暗中搜集情报，寻找与大陆恢复联系的机会。但1950年后，两岸联系完全中断。他等啊等，等到1955年，等到1960年……等到1965年病重时，还在念叨：‘老谢该回来了，我们的任务还没完呢。’”
咖啡厅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钢琴声，还有玻璃杯里茶叶沉浮的细微声响。
“1965年春天，”李明道的声音更低了，“家叔自知时日无多，把我叫到病床前——那时我二十六岁，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对家叔的过去一无所知。他第一次向我坦白了他的真实身份，把这本笔记本交给我，说：‘明道，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东西。里面记录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段历史，一份承诺。如果有一天……有一天两岸能够重新对话，你一定要找到‘荆江’的后人，把这个还给他们。’”
谢望城静静地听着。这些故事，他从未听爷爷或父亲讲过。在武陵山的家里，关于爷爷的回忆总是很简短——牺牲，烈士，光荣。而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那些在暗夜里用生命守护信念的细节，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模糊了。
“家叔说，”李明道翻开笔记本的中间几页，“他们最自豪的一次行动，是1948年冬天。当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封锁，根据地的电台严重缺乏真空管。您父亲通过技术渠道，搞到了一批美国军用真空管的图纸和样品。家叔则利用他在研究所的权限，组织‘技术攻关小组’，以‘研究进口设备替代配件’为名，秘密仿制了三百只真空管。”
那一页上，贴着几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几个穿着工装的人围在一台设备前，看似在研究什么。但照片背面用密码写着：“1948年12月7日，第一批仿制真空管通过水路运抵苏北。可用于十五瓦电台，实测寿命超美制品百分之二十。”
照片里那个站在最左边的清瘦身影，正是年轻的谢文渊。他微微侧着脸，看不清表情，但站姿挺拔，像一棵青松。
“这批真空管，”李明道说，“在后来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保障了前线通讯。家叔常说，那是他们为新中国做的最直接的贡献。”
谢继远闭上眼睛。许久，他睁开眼，对儿子说：“望城，你记得吗？你爷爷留给我的遗物里，有一只旧怀表，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同心可度’。”
谢望城点头。那只怀表他小时候见过，父亲一直珍藏着，但从来不让他碰。
“那是你爷爷的接头信物。”谢继远缓缓道，“我一直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现在……我明白了。”
李明道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怀表——款式和谢继远描述的一模一样。他打开表盖，内侧同样刻着四个字：“终有归期”。
两只怀表，八个字。连起来是一句完整的暗号，也是一句完整的承诺。
“家叔的遗物。”李明道把怀表轻轻放在桌上，“他说，如果有一天能见到‘荆江’的后人，就把这个也交给他们。这是……他们当年约定的信物。”
咖啡厅的灯光下，两只老旧的怀表并排放在一起，表壳上的划痕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它们沉默着，却仿佛在诉说着三十八年前上海某个深夜的约定：同心可度，终有归期。
“李教授，”谢继远忽然问，“令叔……葬在哪里？”
“台北阳明山。墓碑朝西——朝着大陆的方向。”李明道轻声说，“家叔交代，墓碑上不要刻任何头衔，只刻两行字：‘李振华，中**员。生于上海，盼归故乡。’”
谢继远闭上眼睛。两行泪，缓缓从这位六十岁老人坚毅的脸颊上滑落。那是谢望城记事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许久，他睁开眼，对儿子说：“望城，明年清明节，我们去一趟武陵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你爷爷。”
“好。”
李明道看了看表，站起身：“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分组讨论，我们约了航天部和电子工业部的专家，谈航空材料和半导体设备的合作。”他握住谢继远的手，这次握得很紧，像当年地下工作者接头时的握手，“谢老，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要流动，人要交流，思想要碰撞。海峡虽然宽，但只要有心，总能架起桥来。”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家叔和您父亲当年没完成的任务……我们接着完成。”
三人走出北京饭店。秋夜的天空清澈，能看到几颗星星。人民大会堂的轮廓在夜色中巍峨庄严，台湾厅的窗户还亮着几盏灯，像不眠的眼睛。
“谢老，望城，”李明道最后说，“家叔生前常说一句话：‘我们这代人，可能看不到统一的那天了。但我们要把路铺好，让后来的人走得顺畅些。’现在……轮到我们了。”
他招了辆出租车，上车前回头挥手。车子汇入长安街的车流，尾灯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谢望城扶着父亲慢慢往回走。父亲一手攥着那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一手握着那只老怀表，像攥着两把刚刚接上的、断裂了三十八年的钥匙。
“爸，明天……”
“明天，我们去会场，好好谈合作。”谢继远的声音很平静，但有种前所未有的坚定，“把台湾的技术，和大陆的基础结合起来；把他们的市场经验，和我们的制造能力结合起来。就像……”他顿了顿，看向远方，“就像你爷爷和李振华先生当年在上海那样，一群中国人，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的方式，为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而奋斗。”
他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国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远处，历史博物馆的轮廓在夜色中沉默伫立，像在见证什么。
谢望城忽然想起爷爷笔记本里那段话——不是技术笔记，是藏在最后一页夹层里的一张小纸条，他小时候偶然发现的，上面只有一句话：
“若不能亲眼见到新中国强大，愿我的子孙，代我看见。”
三十七年过去了。爷爷没有看到，李振华先生也没有看到。但他们铺下的路，正在被后来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从武陵山到深圳，从北京到台北，从精密机床到半导体芯片，从地下工作的暗号到两岸科技交流的协议……
夜风吹过，有点冷。但谢继远把笔记本和怀表小心地收进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
那里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