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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林场怪树

    北上的火车把我们从人堆里吐出来,扔进了这片望不到边的原始林海。林场的头几个月,日子像是被浸透了汗水,沉重得提不起来。

    我们住的,是挖进半截土坡里的“地窨子”。外面看着就是个长满荒草的土包,里面阴暗潮湿,一股子永远散不尽的土腥气和霉味。冬天好歹能靠着地气挡挡刀子风,可一到夏天,褥子都能拧出水来,成了蚊虫和不知名小虫的乐园。

    天不亮,工头的哨子就像催命一样响起来。白天是无穷无尽的活儿:跟着老师傅辨认哪些是能放倒的红松、柞木,哪些是碰不得的“霸王树”(一种极其坚硬、易损坏工具的树);学着抡起那死沉死沉的油锯,让它咆哮着啃进比腰还粗的树干,锯末混着松油溅一脸,震得人虎口发麻,半天缓不过劲儿。剩下的就是清理纠缠不清的灌木、藤条,用镐头和铁锹,在根本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开出一条能让拖拉机和爬犁通过的“道眼”来。

    晚上收工,整个人像是被拆散重装了一遍,每一寸骨头缝里都叫着酸,每一块肌肉都突突地跳着疼。囫囵吞下能照出人影的菜汤和硌牙的窝头,便一头栽倒在挤得像沙鱼罐头的大通铺上。

    工友们累极的鼾声、磨牙声、梦话声,交织成一片,外面是林海深处不知名野兽的嗥叫和永不停歇的松涛呜咽。常常是脑袋刚沾上枕头,意识就像断线的风筝,直接坠入一片连梦都无力编织的漆黑深渊。

    马三爷果然有些门道。他没跟我们在伐木队里拼死力气,不知怎么疏通的关系,竟混到了后勤上,管着工具发放和物资登记。这活儿轻省,油水却不少,偶尔真能见他弄到点紧俏的烟酒,在工友间很是吃得开,人人都愿意递支烟,喊声“三爷”。

    一天,我因为抬木头慢了半拍,被工头骂得狗血淋头,午饭时一个人蹲在工棚角落,看着碗里照得见人影的菜汤和那个硬得像砖头一样的窝头发呆,委屈和疲惫堵在胸口,咽不下去。

    马三爷叼着烟卷溜达过来,用脚尖踢了踢我的鞋底。“咋了,小子?让阎王工头给剋了?”

    我闷着头没吭声。

    他嗤笑一声,在我旁边蹲下,把自己碗里那个明显大一圈、看着也松软些的窝头,不由分说地塞到我手里,把我那个“砖头”拿了过去。

    “瞅你那点出息!”他压低声音,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干咱们这行的,力气得用在刃上,脑子得比力气活泛!光知道傻干,累死你也出不了头。”

    他用力拍了拍我沾满木屑的肩膀,眼神里透着精明和一种过来人的了然。

    “记住喽,山子,这老林子里的门道,深着呢。慢慢学吧。”

    说完,他站起身,揣着我那个硬窝头,溜溜达达地又找别人聊天去了,仿佛刚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握着手里那个温软、带着余温的窝头,看着他精瘦的背影,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在这片靠力气说话的林场里,似乎还有另一套生存的法则。

    那年深秋,我们工段接到任务,要在一片向阳坡上开辟新的采伐区。那地方树木长得格外茂密,尤其是一棵巨大的红松,树干笔直通天,树冠如云,树皮光滑带着奇特的暗红色纹理,在夕阳下看,竟真像一位风姿绰约的美人。

    老工头绕着那树看了几圈,咂咂嘴:“是棵好材料!放倒了,能做好几根大梁!”

    几个年轻工人,包括我在内,都摩拳擦掌,准备把这“头彩”。

    可就在我们准备动手的前一天晚上,出事了。

    负责打前站、清理灌木的两个工人,第二天没来上工。工友去地窨子找,发现他俩发着高烧,嘴里胡言乱语,一个反复说“别砍我头发”,另一个则蜷缩着身子喊“冷,红衣服女人看着我笑”。

    林场卫生员看了,说是风寒入体,开了药,却不见好转。消息传开,工棚里顿时议论纷纷。有几个早年闯关东过来的老工人脸色就变了,私下里说:“那棵树动不得!那是成了气候的‘树仙’,也叫‘美人松’,惹不得的!”

    据说,以前也有不信邪的伐木队想动它,不是锯子莫名其妙卡住,就是绳索断裂,甚至还有人从树上摔下来折了腿。老人们说,那树里住着一位穿红袄的山神奶奶,最恨人动她的“头发”(树冠)。

    工头犯了难。任务要紧,可这邪乎事又让人心里打鼓。这时,马三爷叼着烟卷,溜溜达达地过来了。

    “咋的?让棵树给拿捏了?”他眯着眼,看着远处那棵醒目的红松。

    工头皱着眉:“老马,你别瞎搅和,这事邪性!”

    “邪性?”马三爷嗤笑一声,“那是你们没找对路子。天地万物,都有个价码,山神奶奶也得讲道理不是?”

    马三爷叼着烟卷,眯眼打量着远处那棵邪门的红松,半晌没说话。工头在一旁急得直搓手:“老马,你倒是给个准话,到底能不能行?这么多人都等着呢!”

    马三爷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这才慢悠悠地开口:“法子嘛,倒不是没有。就看你们,舍不舍得下本钱了。”

    “啥本钱?你说!”工头赶紧追问。

    马三爷伸出三根手指,一样一样地数道:“第一,三尺红布,要整块的,不能有接缝。”

    “这个好办,库房里就有!”工头点头。

    “第二,”马三爷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神秘,“一瓶烧刀子,要最烈的那种,不能掺水。”

    “我床底下还有半瓶,都给你拿来!”

    “这第三样嘛……”马三爷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最后落在工头脸上,“一只大公鸡,要精神头最足、羽毛最亮的那种。”

    人群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在这地方,一只肥公鸡可是难得的荤腥。

    工头咬了咬牙,一跺脚:“行!我这就让人去老乡家里买!老马,只要你能把这邪乎事平了,这些都不叫事儿!”

    马三爷这才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拍了拍工头的肩膀:“成,那就赶紧准备去吧。记住了,鸡要活的,越精神越好。”

    第二天正午,日头最烈的时候,马三爷没让任何人跟着,自己提着东西去了那棵“美人松”下。我们远远地看着,只见他把红布铺在树根前,倒上满满一碗酒,然后拎起那只公鸡,嘴里念念有词,不像额尔敦爷爷那种悠扬的神调,倒更像是一种快速的、带着某种交易意味的嘀咕。

    他手起刀落,鸡血滴在红布和树根上。他又从怀里掏出三炷香点燃,插在树下,恭敬地拜了三拜。

    整个过程很快,透着一种干脆利落的江湖气,少了萨满仪式的那种神圣感,多了几分谈判与妥协的意味。

    做完这一切,他走回来,对工头说:“行了,跟老仙家说好了,献了血食,敬了酒,这块地方她让给咱们了。不过有个条件,这棵树不能全须全尾地放倒,得给她留个‘念想’。”

    半信半疑中,工头指挥我们再次上前。说也奇怪,这次油锯启动顺利,切入树干时,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滞涩感。巨大的树木在轰鸣声中缓缓倾斜,最终“轰隆”一声倒地,激起漫天尘土。

    按照马三爷的吩咐,我们没有将树桩齐根锯断,而是在离地一米多的位置留了一截,并且用那块沾了鸡血的红布,将那截树桩仔细地包裹了起来。

    说也神奇,当天晚上,那两个发烧说胡话的工人就退了烧,人虽然还虚弱,但神志已经清醒了。

    这件事在林场里传开了,马三爷“马半仙”的名头不胫而走。有人佩服他手段高明,也有人背后嘀咕,说他用的不是正路,是和山精野怪做交易,迟早要遭反噬。

    我私下里问马三爷:“三爷,您真跟树里的仙家说话了?”

    马三爷吐了个烟圈,嘿嘿一笑:“山子,这世上哪来那么多仙家?说白了,就是一股‘气’,年头久了的老物件,都有点自己的‘脾气’。你敬着它,顺着它的‘毛’捋,它就不给你捣乱。我这套啊,是跟早年一个老‘参帮’(挖人参的团伙)把头学的,对付这些山野里的‘灵’,比跳大神实在。”

    我听着,心里却想起额尔敦爷爷。他绝不会用血食和红布去“谈判”,他会倾听,会安抚,会试图理解那片土地的意志。马三爷的方法,更像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实用的“技术”,带着浓重的功利色彩。

    这棵“美人松”事件,让我初步见识了马三爷的江湖手段,也让我意识到,在这片广袤而神秘的黑土地上,处理“灵异”的方式,并非只有萨满一途。而新的时代里,这些古老的传统,似乎也在以一种更现实、甚至更功利的方式,悄然演变。

    马三爷在我眼里变得愈发神秘。他那种与额尔敦爷爷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我心里充满了好奇和一种说不清的困惑。

    一天晚上,我帮马三爷收拾完工具,终于忍不住问道:“三爷,您这法子,跟我老家村里一位老萨满,额尔敦爷爷的路子,可真是不一样。”

    马三爷正就着油灯擦拭他的皮鼓,闻言动作一顿,抬起眼皮看我:“哦?老萨满?你小子还认识这号人物?”

    “嗯,”我点点头,在他旁边的木墩上坐下,“他是我们村最后一位真正的萨满。我小时候体弱,能看见些不干净的东西,多亏了他几次出手相助。”

    我简单地跟他讲了讲额尔敦爷爷如何通过吟唱和仪式安抚矿坑里的日本孩童亡魂,又如何预言了时代的变迁,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对那位长者的尊敬。

    马三爷听完,沉默了片刻,脸上那玩世不恭的神情收敛了些。他轻轻拍了拍蒙着兽皮的鼓面,发出沉闷的“咚”声。

    “萨满……那是老派的路子了。”他语气里少有的没有掺杂讥讽,反而带着点感慨,“他们是侍奉天地、沟通神灵的人,讲究的是个‘缘’和‘义’。我们这行……”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那面鼓,“更像个买卖,或者说,是门手艺。靠的是察言观色,懂些门道,跟那些山精野怪、孤魂野鬼谈条件,各取所需。”

    他看着我,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套,不如你那位额尔敦爷爷的‘正宗’?”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马三爷却不在意地笑了笑,把皮鼓放到一边:“小子,时代不一样了。额尔敦爷爷那样的真萨满,就像这老林子里的神木,见一棵少一棵喽。往后,多半是我这样的‘手艺人’混饭吃。路子不同,谈不上谁高谁低,能在这世道里把事儿平了,把人护住了,就是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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