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了，我站在那家茶楼门口。冷风从街角灌进来，吹得我旧夹克贴在身上，像一层冰。茶楼门面不大，却透着股讲究的劲儿，门口挂着红灯笼，玻璃门上贴着“清心雅叙”四个字，字写得工整，透着股不容打扰的体面。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沾了泥点的鞋，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我咬了咬牙，推开了门。
门铃轻响，一股暖香扑面而来，是龙井的清香混着檀木的沉稳。我站在门口，像闯进别人家的乞丐。侍应生迎上来，笑容得体：“先生，有预约吗？”我嗓子发干，挤出两个字：“找……陈国栋。”她低头看了看名单，点头：“陈总在‘听雨’包间，请随我来。”我跟着她往里走，脚下是厚实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刻意压低声音。走廊两侧挂着字画，灯光昏黄，照得人影模糊。我忽然想起以前，他还是处长，我是他手下最拼命的干事。那时我们常在单位后巷的小摊上喝二锅头，他总说：“善子，你这人太实诚，将来要吃亏。”我笑他多虑，如今才知，实诚不是美德，是累赘。
“陈总，人到了。”侍应生轻声通报。门开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深灰毛衣，外搭一件羊绒开衫，手里捧着一只白瓷杯，正低头吹着茶。听见声音，他抬起头，眼神有一瞬的怔愣，随即笑了：“哎哟，是善子啊！快进来，外头冷吧？”他站起身，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温热、干燥，带着保养得宜的柔软。我喉咙一紧，想说“陈哥，我……”可他已拉着我坐下，语气轻快：“多少年没见了，你这模样，老了不少啊。”他笑，我也跟着笑，可那笑像挂在脸上的一张皮，僵硬得发痛。
茶桌是紫檀的，茶具是整套的青瓷。他亲自给我斟茶，动作优雅，茶汤澄黄，热气袅袅上升。我捧着杯子，指尖却冷得发抖。我想起那个雨夜。那年，单位账目出问题，领导要找人顶罪。是他，在会上拍着桌子说：“这事儿我认了，李善还年轻，不能毁了前程。他因此被开除，我留了下来，后来调了岗。我一直以为，那是我一生背负的债，是刻在骨头里的恩情。可现在，他笑着问我：“现在做什么营生？”语气随意得像在问天气。
我低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工地……打零工。”他“哦”了一声，点点头，没再追问。包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茶壶咕嘟的轻响。窗外，天彻底黑了，霓虹灯亮起，映在玻璃上，像一片虚幻的星河。我想开口，想说出我的难处。可他抢先开了口。他语气忽然变得温和而疏离：“善子，这些年，不容易吧？”我猛地抬头，眼里发热，以为他终于要提起当年。可他继续说：“这年头，谁不难呢？我这茶楼，也快撑不下去了，房租涨得太狠。”他叹了口气，眼神飘向窗外，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原来，他不是忘了，他是不想提。那场顶罪，在他眼里，早已不是恩情，而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是他如今体面人生里不愿触碰的污点。我张了张嘴，想说“陈哥，当年若不是你……”可他忽然笑了，从西裤口袋掏出一个深棕色的皮夹，动作自然得像要付账。他翻开，抽出里面所有的百元钞票，一叠，约莫二十张，塞到我手里。“兄弟，”他声音轻快，带着一种刻意的亲昵，“我就这点现金，你先应应急。”他的手在我手上拍了两下，像在安抚一个走投无路的乞丐，“别客气，都是老同事，互相帮衬。”
那一刻，我的手像被烙铁烫过。那叠钞票崭新、挺括，散发着油墨和皮革混合的气息。它们躺在我的掌心，轻飘飘的，却又重得能压碎我的脊梁。两千元。这就是我半生的恩情？这就是他替我坐牢、被开除、断送前程换来的价码？一叠百元钞票，像一场交易的尾款，一笔结清，两不相欠。我盯着那叠钱，指尖发麻，仿佛能看见它们背后浮现出那个雨夜的审讯室，他被带走时回头对我喊：“善子，好好干！”——那声音，那眼神，那用前途换来的嘱托，如今竟被简化成这叠薄薄的纸。
“陈哥……”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像风中残烛，“当年……”他立刻打断我，笑容依旧，却多了几分警告的意味：“都过去了，提它干什么？人要向前看。”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口气，“你现在有困难，我能帮的，就这点心意。别想太多。”他语气平和，却像一堵墙，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我忽然明白了。在他眼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他庇护的“善子”，而是一个可能威胁到他现有生活的麻烦。他给钱，不是出于情义，而是为了买断。买断我的回忆，买断我的感激，买断我可能开口的任何要求。
我慢慢合上手掌，那叠钱被紧紧攥住，边缘割着手心。我低下头，不敢看他。包间里的檀香忽然变得刺鼻，熏得我头晕。我想起母亲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抓着我的衣角：“善子，别欠人情……”可现在，情义被明码标价，两千元，一桩干净利落的买卖。我多想把钱摔在他脸上，质问他：“陈国栋，你忘了你自己吗？”可我不能。我的尊严在这一叠钞票前，碎成了渣。
“谢……谢谢陈哥。”我听见自己说，声音陌生得像从别人嘴里发出。我站起身，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我……我得走了。”他点点头，没起身，只抬了抬手：“慢走，外面风大，注意保暖。”我拉开门，冷风猛地灌进来。身后，他轻轻哼起一段不知名的戏曲，茶香、暖意、檀香，连同那个曾为我顶罪的男人，都被关在了那扇厚重的门后。
我站在街头，路灯昏黄。手里攥着那叠两千元，像攥着一块烧红的铁。寒风刺骨，可我感觉不到冷。我的血是冷的，心是冷的，连呼吸都带着冰碴。路过一家便利店，橱窗里摆着一盒钙片，标签上写着“中老年专用”。我停住脚，盯着那盒子，突然想冲进去买下来。可我摸了摸口袋，只有这叠“应急”的钱。我慢慢蹲下来，把头埋进膝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一种彻骨的冰冷——我终于明白，有些恩情，不是用来还的，是用来被遗忘的。那个为我扛下一切的男人，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个体面的茶楼老板，和一叠可以打发掉过去的百元钞票。
我回到家，妻子睡了。我轻轻坐下，从怀里掏出那叠钱，放在床头柜上。灯光下，那红色显得格外刺眼，像凝固的血。
我盯着它，想起十几年前。他被带走那天，我跪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哭着求领导放过他。没人理我。我冲到警车前，想拉开车门，被保安架开。他隔着车窗对我喊：“善子！别管我！好好活着！”那声音，像刀子刻在我心上。我活下来了，可活得像个影子。我总想着，等我有能力，一定要报答他。可现在，他亲手把这份恩情，贬低成了一场交易。两千元，连他茶楼里一壶好茶都买不到。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上面，存着“陈国栋”。手指悬在拨号键上，颤抖得厉害。我想打过去，问问他：“陈哥，那年雨夜，你后悔吗？”可我知道，他不会接。或者，他会接，然后用那种温和而疏离的语气说：“善子，别想那些了，都过去了。”过去？怎么能过去？那不是过去，那是我活着的根基！我猛地砸下手机，屏幕碎裂，蛛网般的裂痕蔓延开来，像我的心。
第二天，我去医院缴费。窗口排着长队，我前面是个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的工服，手里攥着一叠零钱，正小心翼翼地数着。他额头有道疤，像道陈年的旧伤。我忽然觉得可笑。我和他，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在为两千元挣扎，都在为亲人的病痛低头。他数完钱，递进窗口，工作人员皱眉：“太乱了，重新数！”他涨红了脸，手抖得更厉害。我看着，心像被攥紧。曾几何时，我也以为自己能体面地活着，以为情义能换来尊重。可现在，我和他一样，都是这城市里被碾过的尘埃。
我拿出那两千元，一张张摊开。崭新的钞票，连折痕都没有。我忽然想，他给的，或许不是钱，而是一面镜子。一面照出我狼狈、照出我卑微、照出我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的镜子。他不是在帮我，是在提醒我：你已经跌到尘埃里了，别妄想用旧情往上爬。
晚上，妻子醒来，看见那叠钱，眼睛亮了：“这么多？哪来的？”我沉默了很久，才说：“找……以前的领导，借的。”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善子，辛苦你了。”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她不知道，这钱是用我的尊严换来的。我多想告诉她真相，可我不能。我不能让她知道，她的丈夫，曾被人用两千元打发掉半生的恩情。
“以后……还会找他吗？”她问。我摇摇头，声音冷得像冰：“不会了。这钱，是最后一次。”我看着窗外的月光，心想，有些关系，就像这地下室的霉斑，一旦生出来，就再也擦不掉了。它会慢慢扩散，吞噬掉你对人性最后一点温热的期待。
几天后，我去还工钱。路过那家茶楼，我停住了。透过玻璃，看见他坐在“听雨”包间里，正和两个西装革履的人谈笑风生。他举杯，笑容满面，像在庆祝什么喜事。我站在街角的阴影里，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鬼魂。我慢慢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和他唯一的合影——某某年单位春游，他搂着我的肩，笑得灿烂。我盯着照片上他的眼睛，那里曾有光，有担当，有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义气。现在，那光灭了。
我掏出打火机，火苗跳跃。照片的边缘开始卷曲、焦黑。我没有看，只是轻轻松开手。纸片在夜风中飘落，像一片枯叶，最终被路灯下的积水吞没，只剩下一圈淡淡的涟漪。
我转身离开。身后，茶楼的灯笼依旧亮着，映照出“清心雅叙”四个字。可我知道，有些心，早已不清；有些叙，早已不是情。两千元买断的，不只是恩情，还有我曾相信过的，那个有情有义的世界。我的脚步很轻，却踏在一片冰原上，每一步，都听见尊严碎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