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台北还是湿冷的天气。
侯孝贤坐在牯岭街那间咖啡馆里，面前摊着三个剧本。
他已经看了整整七天。
每天早上九点来，晚上十点走，中间只喝咖啡，不吃东西。
咖啡馆老板终于忍不住了，端着一碟切好的芭乐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
“老侯，你到底在看什么？”
侯孝贤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但亮得吓人。
“家。”
老板愣了一下：“什么？”
侯孝贤没解释，低头继续翻。
他翻到《家庙》最后一页，那里有一段话：
“欧洲人说他们杀死了上帝，于是整个欧洲开始精神流浪。我们何尝不是？家庙被砸烂了，我们成了没有教堂的信徒。但流浪的人，总是要朝圣的，哪怕圣殿只剩一块砖。”
他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翻到《新世界》，看到林国栋对邻居说的那句：
“先让他相信火会跑步，再告诉他热力学第一定律。顺序错了，好奇就变成背诵。”
他又翻到《如归》，看到林国栋在拆迁棚屋里，对向阳说的最后那句话：
“我拆解了死亡，发现它由三部分组成：30%的生理终结，40%的社会注销，和30%的未完成的对话。我补上了我那30%。现在轮到你们了。”
他把三个剧本并排放在桌上，看着它们。
咖啡馆老板凑过来看了一眼，只看见封面上，有铅笔写的三个数字：一、二、三。
“这是什么？”
侯孝贤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这是三把钥匙。”
那天晚上，侯孝贤给赵鑫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他第一句话是：“赵先生，你那三个本子，我想好怎么拍了。”
赵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你说。”
侯孝贤说：“《家庙》是地基。《新世界》是柱子。《如归》是屋顶。”
赵鑫没说话。
侯孝贤又说：“但我不会按顺序拍。”
赵鑫问：“那你怎么拍？”
侯孝贤说：“我先拍《如归》。”
电话里静了几秒。
然后赵鑫问：“为什么？”
侯孝贤看着窗外台北的夜色，慢慢说：
“因为死亡是现在最急的事。那些老人，林国栋们，沈静婉们，陈婆们，他们等不了。1985年了，他们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建微型家庙，还在等一个完整的告别。我想让他们看见，有人懂他们在做什么。”
赵鑫很久没说话。
久到侯孝贤以为电话断了，才听见那边传来一声很轻的笑。
“老侯，”赵鑫说，“你比我懂我的本子。”
侯孝贤说：“不是我懂。是你本子里那些人，我认识。”
他顿了顿。
“我母亲走的时候，也是这么走的。不想在医院，想回家。最后那几天，她让我把床搬到窗口，说想看看外面的树。她走的那天早上，忽然跟我说：孝贤，我听见你外婆在叫我。窗外那棵树，叶子响了一下，她就闭眼了。”
电话那头，赵鑫没有说话。
侯孝贤说：“我当时不懂。现在我懂了。那不是幻听，是对话。就像《如归》里说的，那30%的未完成的对话，她补上了。”
第二天，侯孝贤开始筹拍。
他的筹拍方式和别人不一样。
他不找制片人，不找投资方，不写拍摄计划。
他先找了三个人。
第一个找的是陈明章。
陈明章这会儿，还在淡水教学生吉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上课。
侯孝贤只说了一句话：“老陈，有个片子，需要你写音乐。音乐比画面重要。”
陈明章问：“什么片子？”
侯孝贤说：“一部你看了，就忘不了的佳作。”
陈明章愣了几秒，然后说：“我在淡水，你过来。”
侯孝贤去了淡水。
两人在陈明章那间堆满乐器的屋子里，坐了一下午，没说几句话。
侯孝贤把《如归》的剧本，放在桌上，陈明章翻了翻，翻到陈婆那个“味觉导航”的段落。
陈婆尝到“1967年眼泪的咸度”时，说她看到姐姐了。
陈明章盯着那段文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墙角，拿起一把月琴，拨了几个音。
那几个音涩涩的，像砂纸磨过木头。
“这是眼泪的咸度。”陈明章说。
侯孝贤点点头。
陈明章又拨了几个音，这次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这是太平洋上空那个交汇点。”
侯孝贤又点点头。
陈明章放下月琴，说：“这音乐我写。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拍的时候我要在现场。我要看着那些老人怎么闭眼。”
侯孝贤说：“好。”
第二个电话打给杨德昌。
杨德昌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剪片子，声音里带着疲惫：“老侯，什么事？”
侯孝贤说：“《如归》的音乐，你来当指导。”
杨德昌愣了一下：“你不是找了陈明章吗？”
侯孝贤说：“他写曲子，你看结构。你那脑子适合干这个。”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问：“什么片子？”
侯孝贤说：“讲三个老人怎么死。”
杨德昌那边静了几秒，然后忽然笑了。
“老侯，你知不知道，我母亲去年刚走。”
侯孝贤说：“我知道。”
杨德昌问：“那你为什么还找我？”
侯孝贤说：“因为你，比我懂什么叫‘未完成的对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杨德昌说：“我去看本子。”
第三个电话打给辛树芬。
辛树芬那会儿还在念大学，只拍过侯孝贤一部《童年往事》，演一个姐姐。
接到电话的时候她刚下课，在宿舍楼下接的公用电话。
侯孝贤说：“有个角色，你想不想演？”
辛树芬问：“什么角色？”
侯孝贤说：“周念仪。一个腿不好，但眼睛会飞的女孩。”
辛树芬问：“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侯孝贤想了想，说：“她能用镜子让光走路。”
辛树芬没问片酬，没问档期，只说了一句话：
“侯导，我演。”
1985年4月，侯孝贤带着陈明章、杨德昌和辛树芬，去了趟香港。
不是为了勘景，是去见一个人。
周念仪的原型，那个在香港公屋里长大的女孩。
今年的她已经19岁了，坐在轮椅上。
在一间小小的公屋里，用镜子和手电筒，教社区的孩子认识光的颜色。
侯孝贤在她家门口，站了很久，没敢进去。
辛树芬问他：“侯导，为什么不进去？”
侯孝贤说：“我想先看她怎么活。”
他们在对面茶餐厅，坐了三个小时，隔着玻璃看那扇窗户。
窗户里偶尔闪过轮椅的影子，闪过手电筒的光斑，闪过孩子们的笑脸。
陈明章看着看着，忽然说：“我知道《如归》的开场音乐是什么了。”
杨德昌问：“什么？”
陈明章说：“光斑落在墙上的声音。”
杨德昌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辛树芬一直没说话，只是盯着那扇窗户。
后来她忽然说：“侯导，我知道怎么演了。”
侯孝贤看着她。
辛树芬说：“她的眼睛，不是在看东西，是在量东西。她在量这个世界，有多少种颜色可以走进来。”
从香港回来，侯孝贤又去了趟上海。
不是去看外滩，不是去看南京路，是去找闸北那片即将被推平的老宅。
他找到了林国栋那个“废墟死亡艺术展”的原址。
那里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般的空地。
推土机来过，老宅没了。
但空地角落有一块砖，竖着插在土里，上面用粉笔写着几个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
侯孝贤蹲下来，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那是赵鑫给他的，林国栋生前的照片。
照片上的老人，坐在一张躺椅上，身后是一面斑驳的墙，墙上用粉笔画了一扇窗。
侯孝贤把照片放在那块砖旁边，让它们并排站着。
他对着照片说了一句话：
“林先生，我想拍你的故事。”
1985年5月，侯孝贤回台北，开始写拍摄手记。
他的手记不是分镜头脚本，不是拍摄计划，是一段一段的话：
“拍《如归》，不能拍死亡，要拍等待。林国栋等的是那块无字牌位被看见，沈静婉等的是镜子里那只手伸过来，陈婆等的是蚝烙的香味，飘到太平洋上空。死亡只是他们等累了，闭了一下眼。”
“拍废墟，不能只拍砖头。要拍砖缝里长出来的东西。林国栋在废墟里，找的不是过去的家，是未来的家庙。家庙可以没有墙，只要有人记得，在哪里摆碗筷。”
“拍镜子，不能只拍反射。要拍镜子里，那个比现实快了0.3秒的世界。沈静婉不是死，是先走了一步。我们拍的是留下来的那个世界，看她怎么追上去。”
“拍味道，不能只拍食物。要拍气味分子，飘过太平洋的路线。陈婆相信香味能在空中汇合，我们要让观众相信，那两条看不见的轨迹，真的会相遇。”
杨德昌看到这些手记的时候，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老侯，这不是在拍电影。”
侯孝康问：“那是什么？”
杨德昌说：“是在给那些人建碑。”
1985年6月，资金到位。
赵鑫没问预算，没问周期，只说了一句话：“够不够？”
侯孝贤说：“够了。”
赵鑫又说：“不够再要。”
侯孝贤说：“好。”
挂电话之前，赵鑫忽然问了一句：“老侯，你拍这三个本子，怕不怕？”
侯孝贤反问：“怕什么？”
赵鑫说：“怕拍出来没人看。”
侯孝贤想了想，说：“有人看。林国栋会看，沈静婉会看，陈婆会看。她们看过，就已足够。”
赵鑫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
“老侯，你知道我那三个本子，为什么一直没拍吗？”
侯孝贤等着他说。
赵鑫说：“不是没人敢拍，是我没遇见敢拍的人。敢拍的意思，不是胆子大，是敢让那些人活过来。你能让她们活过来。”
1985年7月，《如归》正式进入筹备。
侯孝贤选定的第一个拍摄地点，不是上海，不是香港，不是旧金山。
是槟城。
他要去见一个人。
阿伯。
那个卖娘惹糕的老人，那个让张国荣录下《槟城雨》的老人，那个铁盒的主人。
侯孝贤说：“《如归》里那个味觉导航的段落，我要从阿伯的厨房开始拍。我要让观众先看见，什么是‘味道里藏着的记忆’。”
陈明章问：“阿伯愿意拍吗？”
侯孝贤说：“不知道。”
杨德昌问：“那你怎么拍？”
侯孝贤说：“先去看他怎么做糕。”
1985年7月15日，侯孝贤带着陈明章和摄影师，飞往槟城。
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陈明章忽然问：“老侯，你拍完这三部，还想拍什么？”
侯孝贤看着舷窗外的云，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想拍一个拆解云的人。”
陈明章没听懂。
侯孝贤说：“《新世界》里，林国栋对孙子说，先让他相信火会跑步，再告诉他热力学第一定律。我想拍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让别人相信云会走路。然后有一天，他自己走到云里面去了。”
陈明章愣了愣，然后笑了。
“老侯，你说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吧。”
侯孝贤没回答。
他只是看着窗外那些形状不定的云。
看着它们慢慢地移动，慢慢地变化，慢慢地消失，又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
就像那些正在被他拍进电影里的人。
林国栋，沈静婉，陈婆。
她们已经走了。
但她们留下的东西，正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
在废墟的砖缝里。
在镜子的背面。
在太平洋上空，那两条看不见的香味轨迹里。
在侯孝贤即将开始拍摄的那些画面里。
飞机继续往南飞。
侯孝贤闭上眼睛。
他想起林国栋笔记本上的那行字：
“记得的人多了，历史的真实就会存在。”
他想起自己写在拍摄手记里的那行字：
“拍电影的人，就是让记得的人，再多一个。”
飞机穿过最后一片云。
槟城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