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上海。
谢晋家里的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那头是赵鑫的声音，比平时沉一点，像是刚开完长会还没缓过来。
“谢导，《原点》的批文下来了？”
“下来了。明年春天开机。”
“好。”赵鑫顿了顿，“谢导，我有个事想跟您聊聊。”
谢晋听出他语气里的东西，把话筒换到左手，靠着书桌坐下来。
“你说。”
“我在看一批新剧本，年轻编剧投来的。有个本子，写了个男人发现自己是克隆人，于是去找他的原体，想问问对方，为什么要造他出来。他找了三年，找到了，发现原体已经死了。最后他在原体的墓前，跟自己说：我也是人。”
赵鑫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谢导，您觉得这个本子怎么样？”
谢晋想了想：“克隆人这个题材，国外拍的多了。但这个切入角度很新鲜。他找的不是答案，是把自己找成了人。有点意思。”
“是啊，有点意思。”
赵鑫说，“但我在想另一个问题。这个本子的叙事逻辑，是从哪儿来的？”
谢晋没接话，等他说下去。
“是从西方来的。克隆人，寻找自我，追问存在的意义，这一整套，都是人家的母题。这个年轻编剧写得很好，但他用的语法是别人的语法。他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他是在用别人的语言，翻译自己的困惑。”
谢晋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说，我们在用别人的眼睛，打量自己？”
“对。”
赵鑫的声音沉下去，“好莱坞的陷阱，就在这里。他们不是派兵来占领你，他们是把摄影机卖给你，然后告诉你，这才是拍电影的正确方式。你用他们的镜头，讲你的故事，拍着拍着，你就变成他们的分店。”
谢晋握着话筒，看着窗外那盆茉莉。
叶子比上个月更密了，深绿一片。
“小赵，你知道我拍《天云山传奇》的时候，最怕什么？”
“怕什么？”
“怕拍成‘控诉’。那几年很多人劝我，说你就拍他们怎么受委屈，怎么被整，观众看了就哭。我说不对。委屈是路，不是目的地。我要拍的是委屈之后，人还怎么站起来。”
他顿了顿。
“现在你说的这个，比那个更难。委屈至少是你自己的委屈。用别人的语法讲自己，讲着讲着，你连委屈是谁的都不知道了。”
“就是这个。”
赵鑫的声音里，透出一点疲惫，“谢导，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拍亚洲的故事，是为了让亚洲人，看见自己。可如果我们用的叙事方式，是人家发明的，那最终镜头呈现的故事，亚洲人看见的到底是谁？”
电话里安静了几秒。
谢晋把赵鑫这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叙事方式，是人家发明的。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学电影。
看的是苏联的蒙太奇，后来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再后来看法国新浪潮，看伯格曼，看黑泽明。
每看一部，他都琢磨人家怎么拍。
镜头怎么走，情绪怎么推。
那时候他觉得，这就是学电影。
现在赵鑫问：如果你用别人的语法，讲自己的故事，那镜头呈现出来的故事，观众看见的到底是谁？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赵，你现在在做什么？”
“在看资料。好莱坞从七十年代开始，做了一件事。他们系统地研究全世界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然后把它们拆成零件，再组装成公式。坎贝尔的《千面英雄》，他们买了几千本发给出品人。卢卡斯拍《星球大战》之前，把这本书翻烂了。”
“那又怎样？”
“那意味着，他们找到了一个东西，人类故事的公约数。英雄启程，接受试炼，战胜恐惧，带着宝藏归来。这个公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他们是从四海里，提炼出来的。”
谢晋开始明白他要说什么了。
“但这个公式，”
赵鑫的声音低下来，“它提炼的是‘什么能被所有文化接受’，而不是‘什么让一个文化独特’。你用这个公式讲故事，全球观众都能看懂，但你自己的根，也就被无意识给阉割了。”
谢晋站起来，走到窗前。
傍晚的光照在茉莉上，叶子泛着温润的绿。
“小赵，你说的这个，我想过。拍《芙蓉镇》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秦书田拍得更‘可恨’一点，那样戏剧冲突更强。我说，那不是我认识的他。我认识的秦书田，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停。”
“他们接受吗？”
“不接受。但片子出来以后，观众接受了。观众说，那个秦书田，我见过。”
赵鑫笑了一声，笑得很轻。
“谢导，这就是答案。不管用谁的语法，只要那个人是真的，观众就能看见。”
谢晋点点头，又想起什么。
“小赵，你说的那个克隆人的本子，你打算怎么办？”
“我在想要不要投。写得是真的好。但投了，就是鼓励他用别人的语法，写自己的困惑。不投，又怕他以后不写了。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写，老了就更写不出来。”
谢晋沉默了一会儿。
“你投。投完以后，你找他聊聊。告诉他，你这辈子有什么放不下的人，有什么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有什么半夜醒来会哭的事。让他把这些，写进下一个本子里。”
电话那头，赵鑫很久没说话。
久到谢晋以为他挂了。
“谢导，谢谢您。”
“谢什么？”
“谢您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谢晋握着话筒，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天。
“小赵，我们两个加起来都快一百岁了，还在这想这些事。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傻？”
赵鑫在电话那头笑了。
“傻就傻吧。傻的人多了，路就走出来了。”
挂了电话，谢晋站在窗前没动。
天快黑了，那盆茉莉的轮廓模糊起来。
他想起1979年，第一次见赵鑫的时候。那时候他四十七岁，赵鑫二十四岁。两人在上海和平饭店的大堂里坐了一下午，聊电影，聊家，聊那些说不清但很重要的事。
八年过去了。
赵鑫三十二岁了。
他也五十五了。
八年里，他们聊过《家的生物学》，聊过《家的物理学》。
聊过应答，聊过离散，聊过那些从废墟里，长出来的东西。
现在他们聊的，是陷阱。
现代电影叙事的陷阱。
这个陷阱由好莱坞建构，铺得又平又宽，走上去的人，都觉得这是康庄大道。
只有走到尽头，才发现自己，已忘了来时的路。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破这个陷阱。
但他知道，有人和他一起在想。
这就已足够。
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香港清水湾。
赵鑫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十七份剧本。
年轻编剧投来的，最小的十九岁，最大的三十四岁。
十七个人，十七个故事。
他把谢晋说的那些话，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你投。投完以后，你找他聊聊。”
他拿起最上面那份，就是那个克隆人的本子。
作者叫陈子谦，二十二岁，刚从香港大学文学院毕业。
他把本子，递给周慧芳。
“这个人，约一下。明天下午，我请他喝茶。”
周慧芳接过来后，看了一眼封面。
“克隆人？这个题材不是挺常见的吗？”
“常见，但他写得好。好到我能看见他，站在那个墓前，跟自己说话。”
周慧芳愣了一下，点点头，拿着本子出去了。
赵鑫靠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
花已经落尽了。枝头光秃秃的，但新叶长出来了，绿得发亮。
他想起1975年，游过深圳湾那天。
那时候他只知道一件事：我重生回来，不是为了赚钱的。
十一年过去了。
虽说他还是挣到了钱，可又不仅仅只挣到了钱。
现在的他开始想，但凡只要华语电影的叙事陷阱，被人总结为公式的那一刻，华语电影就会走向消亡。
用谁的语法，讲谁的故事，让谁看见谁。
文科用数学般的公式去归纳，这本就是对文科最大的侮辱。
就像后世里的爽文，所有人乐此不疲地总结公式，就连观众，都是非爽文不看。
就是没勇气，去探索更多精神世界里的可能性和叙事边界。
窗外有脚步声，是威叔。
他端着两杯茶进来，一杯放在赵鑫桌上，一杯自己端着，站在窗边。
“赵总，那棵凤凰木，今年落了四百七十二朵花。我数过。”
赵鑫笑了一下。
“威叔，你数这个干什么？”
“周伯当年嫁接的时候说过，这棵树开多少花，就有多少人记得。我数着，就知道有多少人。”
赵鑫端起茶杯，没说话。
威叔站了一会儿，又问：“赵总，周伯那封信，什么时候烧？”
赵鑫想了想。
“再等等。”
“等什么？”
“等我们把那个坑填完。”
威叔没问是什么坑。
他只是点点头，端着茶杯出去了。
赵鑫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凤凰木。
他知道，他的战友们都在。
他们还没堕落为那些用别人语法，写自己故事的人。
语法是别人的，但困惑是自己的。
只要困惑是真的，路就能走出来。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喂，老顾？是我。明天下午有个年轻人来，写剧本的。你陪我跟他说说话。”
顾家辉在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赵鑫挂了电话，靠在椅子上。
窗外，凤凰木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
他忽然想起谢晋最后说的那句话。
“人变傻后，路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