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发下来了。
粗糙的黄色纸张透着一股浓重的油墨味，纸很薄，能隐约看见背面的字迹。
这是1977年高考的语文卷。
第一道大题就是作文，题目再简单不过：《难忘的一天》。
没有材料，没有提示，只有一个朴素的命题，等着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去填充。
陆怀民提起笔，钢笔尖在草稿纸上悬了片刻，望向窗外。
他想起很多个“一天”。
想起六月晨雾里河滩上的柴火炉，想起仓库第一夜煤油灯下王老师写下的那个“人”字，想起陈卫东在月光下说“我们读书，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想起今天清晨——父亲载着他，在雪地里蹬了二十多里路。
每一幕都清晰如昨。
但最难忘的……
陆怀民低下头，钢笔尖终于落在草稿纸上。
他决定写今天。
他写道：
“1977年冬天的这个早晨，天还没亮，父亲就骑着自行车载我去考试。雪很厚，路很滑，父亲蹬得很吃力。我把脸贴在他背上，能听见他的心跳和喘息。那一刻我想，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不会说漂亮话，甚至很少笑，但他用他的方式，把我送到了这个考场……”
他写得很慢，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
教室里很冷，握笔的手很快冻得发僵，他不得不时常停下来呵口热气，搓搓手指。
但文字却流畅地从笔尖淌出来，那些积攒了半年的情感，终于找到了出口。
“……这就是我最难忘的一天。不是因为今天我要参加一场可能改变命运的考试，而是因为奔赴考场的这一路，我看到了无数个和我一样的家庭，看到了无数双托举的手，看到了雪地里深深浅浅的脚印，看到了寒风中坚定的背影。
父亲送我，不只是送我去考场。他送的是希望，是一个庄稼人对土地之外那个更大世界的全部想象。他知道自己可能永远走不出那片稻田，但他希望我能。
雪还在下吗？不，已经停了。但那条雪路，会一直留在我心里。路上的每一个脚印，车轮碾过的每一道辙痕，父亲说的每一句‘坐稳’，都会成为我生命里最坚实的路基。
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将来走到哪里，身后总有那样一个身影——在雪地里，在烈日下，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沉默地守护着，等待着。
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父亲。
他们或许一生不曾说过‘爱’这个字，却用最质朴的行动告诉孩子：去吧，去飞。家里有我。
……”
写完最后一个句号，陆怀民轻轻舒了口气。
教室里的温度很低，手冻得有些麻木，但心里却是暖的。
其他考生大多蜷着身子，有的边写边跺脚，有的把冻红的手缩进袖口暖一会儿，再伸出来继续写。
陆怀民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一幅老照片：1977年高考考场，考生们穿着臃肿的棉衣，围巾裹得严严实实，但眼睛都紧盯着试卷，那种专注几乎能穿透时光。
现在，他成了照片里的人。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站在历史的长河边，亲眼看见那些曾经在书本里读到的瞬间，在自己身上重现。
作文写完了，整张卷子也很快答完了。
语文卷子难度并不大，至少对陆怀民来说是这样。
那些课文背诵，那些语法分析，都是他这半年反复练习过的。
“还有十五分钟。”监考老师的声音打破寂静。
陆怀民检查了一遍试卷。姓名，考号，答案。确认无误后，他合上试卷，静静等待。
铃声响起。
“停笔！全体起立！”
所有人站起来。有人还在最后一刻匆忙地写着什么，被老师严厉制止。
试卷被收走了。
陆怀民看着自己的卷子被叠进那一摞试卷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薄薄的几张纸，承载着他半年的汗水，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时代的转折。
陆怀民把钢笔仔细套上笔帽，收进文具袋。
“同志，”旁边座位一个戴棉帽的年轻人转过头，脸色有些发白，声音带着不确定，“作文……你写的什么？”
“《难忘的一天》。”陆怀民说。
“额……我知道题目，”年轻人苦笑了一下，“我写的是去年冬天修水库，差点冻掉脚趾头那天……也不知道对不对路。”
“写真实的感受，应该不会错。”陆怀民温和地说。
年轻人点点头，像是得了些许安慰，又小声嘀咕：“下午考数学……我最怕这个。”
陆怀民没再接话，只是对他笑了笑，拿起自己的东西，随着人流走出教室。
走廊里顿时喧闹起来。
压抑了一上午的紧张、期待、焦虑，此刻都释放出来。
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交流着考题和答案。
“那道默写，‘雄关漫道真如铁’，下一句是‘而今迈步从头越’吧？我差点写成‘乌蒙磅礴走泥丸’！”
“文言文翻译‘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写的是‘坚持不懈，金属石头都能雕刻穿’，对不对？”
“作文你们怎么写的？我写的是第一次看见电灯那天……”
陆怀民走下楼梯，穿过人群，朝校门口走去。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下雪了，但操场上、校门口此时都挤满了人。
陆怀民在人群里寻找父亲。
父亲还站在早上那个位置，自行车旁，身上已经落了一层薄雪。
“爹！”陆怀民跑过去。
父亲抬起头：“考完了？”
“嗯，语文考完了。”
“难吗？”
“不难。”
父亲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裹了好几层笼布，打开，里面是两个还温热的玉米饼：“趁热吃。”
陆怀民接过，父亲又问：“下午考什么？”
“数学。”
“能行吗？”
“能。”
简短的对答，是父子间特有的默契。
父亲不再多问，只是从车把上解下军用水壶：“喝口水，你妈灌的红糖姜茶。”
陆怀民接过来，壶身也是温的。他喝了一口，甜中带着姜的辛辣，一股暖流从喉咙直落到胃里。
“怀民！”就在这时有人喊。
陆怀民回头，看见李文斌和赵援朝走过来。
李文斌的脸色不太好，但眼睛亮得惊人：“我写完了！作文写了整整三页！手都冻僵了，还是停不下来！”
“感觉怎么样？”陆怀民问。
“说不好。”李文斌摇头，嘴角却带着笑，“但至少，我把想写的都写出来了。”
赵援朝搓着手：“数学是我的弱项，下午……唉。”
“别想那么多。”陆怀民拍拍他的肩，“把会做的做对，就行。”
三个年轻人站在雪地里，互相打气。
远处，学校的喇叭突然响了：“各位考生请注意，食堂准备了热水和简餐，可以凭准考证领取……”
“走，吃饭去。”陆怀民说。
父亲摆摆手：“你们去，我在这儿等。”
“爹，您也一起……”
“我不饿。”父亲固执地摇头。
陆怀民知道劝不动，只好和李文斌他们去了食堂。
食堂很简陋，长条桌，长条凳。
每个人领到一碗白菜汤，一个窝头。汤是清的，能看见碗底，窝头是粗面的，硬邦邦的。
但没人嫌弃。大家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珍惜每一口食物。
陆怀民看见一个中年考生，头发已经花白，戴着厚厚的眼镜，吃窝头时掉了一桌渣，又小心地捡起来吃掉。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是长期干重活留下的痕迹。
还有一对男女，看起来像是夫妻，共用一个碗喝汤，你一口我一口，相视而笑。
这就是1977年的考场众生相——有十几岁的少年，有三十好几的中年；有插队多年的知青，有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有工人，有代课老师，也有像陆怀民这样从田埂直接走进考场的农村青年。
他们从四面八方来，揣着不同的故事，却奔赴同一个希望。
吃完饭回到校门口，陆怀民看见父亲正在和人说话。
走近了，才发现是陈卫东。
“陈老师！”
“怀民！”陈卫东转过身，眼镜片上全是雪水，“考得怎么样？”
“还行。您怎么来了？”
“我这两天监考，正好中午过来看看你们。”陈卫东从挎包里掏出几块姜糖，“吃这个，暖暖身子。”
又掏出一个小暖水袋，递给陆怀民：“下午考试，把这个放在脚下，能暖和些。”
陆怀民接过暖水袋，是橡胶的，已经旧了，但洗得干干净净。
“这是我爱人用的。”陈卫东说，“她听说你要考试，非要让我带来。”
“谢谢师母。”
“别谢。”陈卫东拍拍他的肩，“好好考。”
又对陆怀民的父亲说：“叔，您辛苦了。”
父亲摇摇头：“不辛苦。陈老师，您才辛苦。”
两个男人站在雪地里，互相递了根烟，点上，默默抽着。
雪还在下，无声无息。
……
下午的数学考试，果然让许多人皱起了眉头。
陆怀民拿到试卷，快速扫了一遍。
题目不多，但覆盖面广，从基础的代数几何，到最难的圆锥曲线，都有涉及。
对普通考生来说，这确实是挑战。尤其对那些中断学业多年的知青，那些只有初中基础的农村青年。
但对陆怀民来说，这些题目太简单了。
他甚至不需要演算，看一遍就知道答案。
但他还是认真地、一步一步地在草稿纸上计算，写过程，就像任何一个普通考生那样。
因为这是考试，不是炫技。
他需要尽可能地拿到高分。
做最后那道几何题时，他停了一下。
题目确实巧妙，需要跳出常规思路。
他思索片刻，在图上轻轻画出三条辅助线，然后一步步推导，证明过程简洁而清晰。
写完后，他抬起头。
教室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和偶尔的叹息。
有的考生在抓耳挠腮，有的在咬着笔杆苦思，有的已经放弃，呆呆地看着窗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陆怀民检查完所有题目，确认无误后，放下笔。
铃声再次响起。
数学考试结束了。
……
走出考场时，天已经暗了。
雪停了，但风更大了，吹在脸上像刀子。
陆怀民裹紧围巾，在人群中寻找父亲和李文斌他们。
父亲还在老地方，自行车旁。
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李文斌和赵援朝也在，三个人正说着什么。
“怀民！”李文斌第一个看见他，跑过来，“最后那道几何题，你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
“怎么做的？我画了两条辅助线，还是证不出来……”
陆怀民简单讲了解题思路。李文斌听着，眼睛越来越亮：“对啊！我怎么没想到第三条线！”
然后懊恼地拍大腿：“完了，这道题十分呢！”
“别想那么多了。”赵援朝说，“考完了就是考完了。走，回家。”
几个人一起往外走。
雪地里，脚印深深浅浅，蜿蜒向远方。
“怀民，”李文斌忽然说，“如果……我是说如果，我考不上，你会给我写信吗？”
“会。”
“那说好了。不管你在哪里，我在哪里，都要写信。”
“嗯，说好了。”
赵援朝也凑过来：“我也要。”
“好，都写。”
三个人相视而笑。
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后面，听着他们的笑声，嘴角也微微上扬。
……
第二天的考试，在更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了。
上午是理化，下午是政治。
理化是物理和化学的合卷，题目难度不算大，他答得从容，甚至有时间在草稿纸上推演几种不同的解法。
刚交完卷，那个昨天问他作文的戴棉帽的年轻人——后来知道他叫孙国庆，就紧张地和别人对答案，听到不同的回答时，急得直跺脚。
“陆怀民，最后那道力学的第三问，你算出的加速度是多少？”孙国庆看见他，像抓住救命稻草般跑过来。
“1.2米每二次方秒。”陆怀民说。
孙国庆的脸一下子垮了：“我算的是1.5……完了，算错了。”
“也不一定，可能我算错了。”陆怀民安慰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但他不忍看对方沮丧的样子。
“但愿吧……”孙国庆苦笑着摇头，又突然问，“你报的哪？”
“科大。”
“科大？”孙国庆眼睛瞪圆了，随即竖起大拇指，“有志气！我……我就报了个地区师专。能考上就烧高香了。”
下午的政治是最后一科。多是关于国家政策、时事要闻和基础理论的内容。
陆怀民答得很稳——这半年来，他不仅背熟了陈卫东整理的重点，还通过陈卫东从县图书馆借了最近一整年的《人民日报》，从中反复琢磨了这个时代的语言逻辑。
最后一道论述题：“结合当前实际，谈谈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解。”
陆怀民没有写那些空泛的口号。他想了想，提笔写道：
“在农村，我们曾以为镰刀只能弯着腰用，这是多年的‘经验’。但当我根据力学原理改良了镰刀柄的角度后，收割效率提高了两成。这件事让我明白，过去的做法不一定都是真理，只有经过实践检验、能真正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才是值得坚持的真理……”
他写得很朴素，但每一个字都来自这半年真实的体会。
当交卷的铃声终于响起，陆怀民放下笔，轻轻呼出一口气。
结束了。
1977年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
他收拾好文具，最后看了一眼考场——粗糙的木桌，斑驳的黑板，墙上贴着“向科学进军”的标语，还有那些刚刚放下笔、神情各异的考生们。
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走出教室时，夕阳正好。雪后初晴，天空被洗得湛蓝，阳光透过梧桐枝桠，在雪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父亲就站在那片光影里，推着自行车，静静地等着。
陆怀民走过去。父亲什么也没问，只是接过他的书包，挂上车把，然后拍拍后座：“回家。”
“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