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节二年三月庚午，即公元前68年4月21日，西汉王朝权倾朝野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病逝。这位历经武帝、昭帝两朝，辅佐宣帝登基的重臣离世，不仅是朝堂权力格局的重大转折点，更标志着汉宣帝刘询亲政时代的序幕即将拉开。为彰显对霍光功勋的尊崇，宣帝与上官太后亲赴霍府临丧，其葬礼规格远超列侯之制——以“温明”之礼厚葬。所谓“温明”，本为皇帝丧仪中用以覆盖棺椁的特殊器物，此番特赐霍光，既是对其“定策安宗庙”之功的肯定，也暗含着宣帝对这位“再造之臣”复杂的政治考量。
同年四月，宣帝正式宣告亲政。虽思念霍光往日辅佐之功，却也深知皇权集中的重要性，遂着手调整中枢权力结构：委任霍光侄孙、乐平侯霍山以“领尚书事”之职，表面上延续霍氏家族在中枢的影响力，实则通过这一安排稳定朝局、安抚霍氏旧部；与此同时，宣帝明确下令，要求群臣奏事需直接面呈皇帝，打破此前尚书台专断奏报的惯例，确保自己能直接掌握朝堂下情与地方动态。
为进一步强化皇权对政务的掌控，宣帝确立“五日一听事”的理政制度：每逢听政之日，从丞相以下至各部门长官，皆需亲自到朝堂奏报本职工作，既要详细敷陈政务推进情况与具体措施，还要接受皇帝对政绩的考核与能力的甄别。这一制度的推行，不仅让朝廷机构的运作更趋完备周密，人员配置也更贴合职责需求，更重要的是在朝堂上下形成了“同心同德，无苟且偷安之意”的政治氛围，为后续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节三年四月戊申，即公元前67年5月24日，宣帝作出两项关乎国本的决策：其一，册立皇子刘奭为皇太子。刘奭为宣帝与许皇后所生嫡子，此时虽年幼，但其储君之位的确定，不仅稳定了皇室继承秩序，也让朝堂内外对王朝未来的预期更为清晰；其二，为庆贺皇太子册立，宣帝下诏大赦天下，以仁德之名安抚百姓，彰显皇权的普惠性。
与此同时，宣帝追念许皇后早年遇害之痛，又念及皇太子外祖家的外戚身份，特封皇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许广汉本为宦者，早年因罪受腐刑，曾侍奉宣帝于掖庭，与宣帝有旧恩。此次封侯，既是对许氏家族的补偿，也是宣帝平衡霍氏外戚势力的重要举措——通过提升许氏地位，形成与霍氏相互制衡的外戚格局，为日后削弱霍氏埋下伏笔。
地节四年（前66年），西汉朝堂迎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风暴。自霍光去世后，霍氏家族成员（霍禹、霍山、霍云等）因担忧宣帝逐步收回权力，又恐往日骄纵不法之事败露，遂暗中勾结，图谋谋反。七月，霍氏谋反计划败露，宣帝迅速下令平定叛乱，将霍禹、霍山等主谋者逮捕处死，彻底清除了霍氏在朝堂的势力。
在处置叛乱参与者时，宣帝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与仁厚之心：对那些被霍氏蒙蔽裹胁、并无具体犯罪事实的一般参与者，一律赦免不问，既避免了大规模杀戮引发的社会动荡，也赢得了朝野上下对皇权的认同。八月己酉日（前66年9月17日），宣帝以霍皇后（霍光之女）参与谋反为由，下诏废黜其皇后之位，将其迁往昭台宫，彻底斩断霍氏与皇室的姻亲联系。
平定霍氏之乱后，宣帝并未沉浸于权力斗争的余波，而是迅速将注意力转向民生。九月，宣帝亲自召见地方官员，询问百姓疾苦，得知盐价过高是困扰民生的重要问题——当时盐铁官营制度下，盐价由官方垄断，定价偏高，普通百姓难以承受。为缓解民生压力，宣帝下令降低盐价，通过调整官营盐的定价机制，让百姓得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生活必需品，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活，也为宣帝赢得了“亲民之君”的美誉。
元康元年（前65年）春天，宣帝启动帝陵修建工程，选定杜县（今陕西西安东南）以东的平原地带为自己的初陵，并下诏将杜县更名为杜陵县，以陵名县，彰显帝陵的重要地位。此次营修初陵，宣帝摒弃了汉武帝时期过度奢华的风格，力求简约实用，既符合当时国家经济恢复的需求，也体现了其“与民休息”的执政理念。
同年五月，宣帝为追尊生父刘进的地位，下诏为刘进立“皇考庙”。刘进本为汉武帝之孙、戾太子刘据之子，因“巫蛊之祸”与父亲一同遇害，宣帝登基后虽追尊刘据为“戾太子”，却一直未为父亲单独立庙。此次立“皇考庙”，不仅是宣帝对生父的追思，更重要的是通过明确皇室血脉传承，强化自身皇位的合法性。同时，宣帝还将刘进寝园所在的奉明园户口单独划出，设置为奉明县，专门负责皇考庙的祭祀与管理，进一步提升了生父的尊崇地位。
此外，宣帝深知西汉王朝的稳固离不开开国功臣的奠基，遂下诏免除汉高帝刘邦时期功臣绛侯周勃等一百三十六家的嫡长子孙的赋役。诏书明确规定，这些功臣后裔无需承担国家赋税与徭役，只需专心供奉家族宗庙祭祀，且“世世不得间断”。这一举措既是对开国功臣的缅怀与优抚，也通过维系功臣家族的存续，巩固了西汉皇室与功勋集团的联系，稳定了统治根基。
元康二年二月乙丑日（前64年3月26日），宣帝在废黜霍皇后一年多后，册立婕妤王氏为皇后（即后来的邛成太后）。王氏出身于官宦世家，性格温顺贤淑，且无强大外戚背景，宣帝选择立她为后，既符合“母仪天下”的标准，也避免了新的外戚势力崛起，体现了其对后宫与外戚关系的谨慎把控。
同年五月，宣帝为方便百姓避讳，下诏将自己的名字由“刘病已”改为“刘询”。西汉时期，“避讳”是重要的礼仪制度，皇帝之名需天下人回避，若名字过于常用（如“病已”），则百姓在日常言行与文书中极易触讳犯罪。宣帝早年流落民间，深知百姓触讳之苦，此次改名，既简化了避讳规则，也让此前因触“病已”之讳而犯罪的人全部得到赦免，充分展现了其体恤民情的一面。
在对外事务上，元康二年西汉与匈奴围绕车师之地（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展开激烈争夺。车师地处西域交通要道，是汉匈争夺西域的战略要地，此前西汉已在此设立屯田校尉，控制车师。但随着匈奴加大对西域的投入，车师局势日益紧张，若西汉强行驻军，恐引发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不利于国内稳定。宣帝采纳丞相魏相“以和为贵、避战安民”的建议，主动将车师故地割让给匈奴，通过局部妥协换取了边境的暂时安宁，也为后续集中力量应对西羌叛乱保留了实力。
元康三年（前63年），西汉境内出现“凤凰多次栖集于泰山”的祥瑞之兆。在古代，凤凰被视为“仁鸟”，其出现被认为是君主仁德、天下太平的象征。宣帝为顺应天意、彰显治世，下诏赐天下百姓以赏赐：凡天下吏民，皆赐金、爵位、牛、酒、帛等物，其中爵位依等级不同各有差别，普通百姓也能获得一定数量的牛酒与布帛，让全民共享祥瑞带来的福祉。
同年三月，宣帝作出一项引发朝野关注的决策：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刘贺曾在昭帝去世后被霍光拥立为帝，但因在位二十七日即犯下“千余件不法之事”而被废黜，此后一直被软禁于昌邑国（今山东巨野）。宣帝此次封刘贺为海昏侯（封地在今江西南昌），并将其迁往封地，既是对刘贺“废帝”身份的重新定位，也是通过“封侯”这一举措，彻底消除其对皇位的威胁——既不诛杀，也不纵容，体现了宣帝“宽严相济”的政治手腕。
此后不久，宣帝又下诏封皇子刘钦为淮阳王（封地在今河南淮阳一带）。刘钦为宣帝与张婕妤所生，聪慧好学，深得宣帝喜爱。此次封王，既是对皇子成年的认可，也是西汉“郡国并行制”下皇室子弟分封传统的延续，通过将皇子分封到地方，进一步巩固了刘氏宗室对地方的掌控。
元康四年（前62年）正月，宣帝为了解地方实际情况、考察吏治得失，派遣太中大夫强等人组成巡行使团，分赴天下各郡国。使团的职责包括三项：一是慰问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为其提供必要的救济；二是览观地方风俗民情，了解百姓的生活习惯与需求；三是察看吏治得失，发现并举荐品学兼优的人才，同时弹劾贪赃枉法的官员。此次巡行，不仅让宣帝及时掌握了地方动态，也为后续调整地方政策、选拔优秀官员提供了依据。
同年三月，宣帝为庆贺天下太平、吏治清明，再次下诏赐天下吏民以赏赐：凡官吏与百姓，皆赐爵位、牛、酒、帛，赏赐标准与元康三年祥瑞之赐相近。连续两年普赐天下，既体现了宣帝对吏民的体恤，也反映出当时西汉经济已逐步恢复，国家财政有能力支撑此类普惠性赏赐。
值得一提的是，元康四年西汉迎来了罕见的粮食丰收，全国粮食价格大幅下降，每石谷物仅售五钱。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宣帝时期推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气候适宜、无大规模自然灾害有关。粮食丰收与粮价低廉，极大地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为西汉王朝的进一步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神爵元年（前61年）三月，宣帝延续此前的惠民政策，再次下诏赐天下吏民以爵、牛、酒、帛，同时宣布对以往政府振贷（即救济性借贷）给百姓的钱物一律免收，不再要求百姓偿还。这一举措既减轻了百姓的债务负担，也让更多贫困家庭得以渡过难关，进一步巩固了民心。此外，宣帝还下令，凡自己巡行所经过的郡县，一律免除当年的田租，以彰显对地方百姓的关怀。
同年，西汉西部边境爆发西羌叛乱。西羌是当时居住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因不满西汉对羌人部落的管控政策，联合起来发动叛乱，侵扰西汉边境郡县，威胁河西走廊的安全。为平定叛乱，宣帝迅速征集兵马，于四月任命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为统帅，率军前往西羌平叛。赵充国是西汉名将，深谙边地军情与羌人习性，他提出“以招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平叛策略，既减少了汉军的伤亡，也加快了叛乱平定的进程。
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西羌叛乱在赵充国等人的率领下成功平定，大部分羌人部落选择归降西汉。为妥善安置归顺的羌人，宣帝下诏在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设立专门的安置区，将归降羌人迁徙至此，由西汉政府派官员进行管理，并为其提供生产资料，帮助羌人适应农耕生活。这一举措不仅稳定了西部边境，也促进了羌汉民族的融合。
同年，西汉在西域地区的统治迎来历史性突破——宣帝下诏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汉正式将西域（今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纳入版图，西域各国自此成为西汉的藩属国，需向西汉朝廷纳贡、派兵助战。西域都护的职责包括：管理西域各国事务、维护西域交通要道安全、抵御匈奴对西域的侵扰等。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西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为后世中国对西域的管辖奠定了基础。
秋季，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日逐王先贤掸因与匈奴单于不和，率领部众一万余人归降西汉。宣帝对先贤掸的归降极为重视，封其为“归德侯”，并将其部众安置在边境郡县，给予优厚待遇。日逐王的归降，不仅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也让西汉在与匈奴的争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冬季，匈奴单于为缓和与西汉的关系，派遣名王（匈奴贵族中的高级爵位）前往长安朝贡，祝贺次年正月（即西汉的元旦），这是匈奴单于首次主动派遣高级官员向西汉朝贺，标志着匈奴对西汉的臣服态势初步形成，
神爵三年（前59年）春天，宣帝下令在长安城南修建乐游苑。乐游苑是一座大型皇家园林，占地广阔，园内种植了大量奇花异草，修建了亭台楼阁，既是宣帝与皇室成员休闲游乐的场所，也是长安城中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乐游苑的修建，一方面反映出当时西汉国力强盛，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修建此类大型工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宣帝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对长安城市建设的重视。
神爵四年（前58年）五月，匈奴单于为进一步巩固与西汉的友好关系，派遣自己的弟弟呼留若王胜之前往长安朝见宣帝。呼留若王胜之是匈奴单于的亲弟，其入朝规格远高于此前的匈奴名王，这表明匈奴对西汉的臣服态度更为坚定。宣帝对呼留若王胜之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亲自接见，还赏赐了大量金、帛、器物等，同时安排其参观长安的宫殿、园林，让其感受西汉的强盛与富庶。此次朝见，进一步加强了汉匈之间的联系，为后续匈奴单于亲自入朝奠定了基础。
五凤元年（前57年），皇太子刘奭年满二十岁，按照西汉礼制，宣帝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冠礼。冠礼是古代男子成年的重要仪式，皇太子行冠礼，标志着其已具备参与朝政的资格，也让朝野上下对未来的皇位继承更为放心。
为庆贺皇太子行冠礼，上官太后（昭帝皇后，宣帝时期以太后身份居于宫中）下诏赏赐群臣及其夫人以帛，其中群臣依官职等级不同，所获帛的数量各有差别；同时，上官太后还赏赐列侯的嗣子（即列侯的法定继承人）以爵位，将其爵位提升一级。此次赏赐，既是对皇太子成年的庆贺，也是上官太后以皇室长辈身份稳定朝局的重要举措，体现了皇室内部的团结。
五凤二年（前56年）八月，宣帝下诏废除一项长期存在的政令——禁止百姓举行婚姻礼宴。此前，西汉政府为节省粮食与财力，曾规定百姓举行婚姻时不得大摆宴席，这一政令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浪费，但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宣帝即位后，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与粮食的丰收，认为这一政令已无必要，遂下令废除，允许百姓根据自己的财力举行婚姻礼宴。这一举措既顺应了百姓的生活需求，也体现了宣帝“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同年十二月，匈奴内部再次发生分裂，呼遬累单于因与匈奴大单于不和，率领部众归降西汉。宣帝对呼遬累单于的归降极为重视，封其为列侯（具体爵位不详），并将其部众安置在边境郡县，给予与此前日逐王先贤掸同等的待遇。呼遬累单于的归降，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也让汉匈边境的和平局面更加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