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兰决定从她妈身上入手，这也是她目前唯一感觉可行的办法
要知道她妈是“妇女主任”。
这个身份，在厂里可不是花瓶虚衔这，而是真的实权管事的。
在厂里，赵桂英管着几百多号女工的家庭困难、调解纠纷、生孩子送红糖、闹离婚劝和事…
手里的人脉和门路，比王秀兰想象的估计还深得多。
有些女工家里确有病人，开药证明对赵桂英来说，或许不是难事——但需要足够“正当”的理由。
“嘶~”
王秀兰眼里精芒一闪，看来她得想法打造一个剧本了，只要…
晚饭时，屋里飘着稀粥的香气。
赵桂英坐在桌首，手里捧着个搪瓷缸子，小口抿着白开水。
王建国蹲在门槛上抽烟，王秀琴低头扒饭，小七小八在桌底下抢一块咸菜疙瘩。
只见王秀兰状似无意地提起：
“妈，我今天好像听说了，后街刘奶奶关节炎犯了，疼得半夜睡不着，去医务室开去痛片，这个月额度用完了，正抹眼泪呢。”
赵桂英的手顿了一下。
刘奶奶她认识，
老寡妇，儿子三年前工伤死了，然后媳妇改嫁，结果她只能一人个人可怜地住在后街那间漏雨平房。
而去年冬天赵桂英还去送过一回救济棉，刘奶奶攥着她的手，哭了半天。
“唉，”
赵桂英叹了口气，
“这些老姊妹，不容易。可药就那么点，厂里也没办法。”
王秀兰放下筷子，往前凑了凑：
“妈，您是妇女主任，能不能想想办法？比如，以工会或者妇女互助的名义，申请一点点备用药品，就放在您这儿。谁家真有急用，来不及开证明，您这里能应个急，也是积德的事。”
她顿了顿，观察赵桂英的表情—
眉头皱着，但没打断，说明在听。
“也不用多，”
她加码，
“就备点去痛片、红药水这种最常用的。这事办成了，厂里女工谁不念您的好？您这主任当得才叫贴心。而且东西在您手里管着，谁也说不着闲话。”
赵桂英放下搪瓷缸子，目光落在王秀兰脸上，狐疑道：
“这咋行？药可是严格管控的。咱占了公家便宜，被人告发，是要吃处分的。”
“放一百个心吧，咱不占公家便宜，”
王秀兰急忙回道，她可早就在等着这句了！
“这样，我有点零花钱，以前帮同学抄作业攒的，咱们按市价跟厂里买，走正规手续。就是买个'备用权'，账目不就清清楚楚了！”
“这可是为了工作方便，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又不是倒卖。”
她从兜里掏出一块二毛钱，拍在桌上——这可是她提前换好的。
“咦。”
赵桂英有些吃惊地看着那叠毛票，随后眼神狐疑地看向王秀兰。
灯光昏黄，女儿的脸还是跟她记忆里一模一样，但眼睛却亮得惊人。
“你抄作业还能抄出钱来？”
她挑眉。
“帮好几个同学抄，”
王秀兰面不改色，
“他们给我纸笔，有时候给两分钱的谢礼。我可攒了挺久。”
赵桂英没说话。
她拿起那叠毛票，数了数，又放下。手指在桌面上敲打，节奏很慢，心里打着算盘。
“去痛片两毛一片，”
“一百片就是二十块。你这一块二，够买六片。六片顶什么用？”
“先买六片，”王秀兰立刻接话，
“您先试试门路，看看医务室那边能不能通融。要是能成，我再去凑钱。反正……反正这事不急在一时，但先把名头立起来，以后就好办了。”
“王秀兰，”
赵桂英声音平平，
“你以前连你爹的药罐子都懒得看一眼，现在突然关心起刘奶奶的去痛片了？”
王秀兰突然心底一荡，但表面依旧故作镇静。
“还好我早就准备好答案！”
她内心侥幸道，随后回道：
“爹走了，我才想起来，药这东西，关键时候可以救命。刘奶奶没有子女，怪可怜的很，咱不帮她，谁帮她？”
这话半真半假，但戳中了赵桂英的软肋。她自己也是守寡的人，知道没男人的日子是什么滋味。
赵桂英沉默了很久。
搪瓷缸子里的水凉了，她也没喝。
最后，她把那块二毛钱推回给王秀兰，自己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块的，拍在桌上。
“这事我去办，”
她说，
“但不用你的钱。我用妇女互助金的名义，先买五十片，放在我这儿。谁家急用，来找我，我登记，按片发。账目清楚，谁也不许乱来。”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几个孩子的脸，最后落在王秀兰脸上：
“你，负责登记。字写清楚，名字、住址、病症、领药数量，一笔一笔，不许错。“
王秀兰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成。“
她心里炸开了花。五十片去痛片，加上她自己的六片，五十六片。周卫东要一百片，还差四十四，但这已经是一大半。而且，她拿到了“登记“的权力——这意味着她能接触到药品的流向，意味着她能……
她没往下想，先把笑容压下去，低头扒饭。
赵桂英把五块钱收进贴身口袋，起身去灶台前洗碗，背影瘦削，但脊背挺直，像根撑着的竹竿。
“妈，“王秀兰在身后喊，“谢谢您。“
赵桂英没回头，声音从灶台那边飘过来，带着水声和瓷器的碰撞：
“谢什么。你爹走了，咱家不能让人戳脊梁骨，说王有德的女儿没良心。“
王秀兰低下头，眼眶忽然有点酸。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愧疚。她利用母亲的善良，编织了一个完美的借口，而母亲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教出了一个好女儿。
但这愧疚只持续了一瞬。
她想起周卫东说的“娃儿发烧没退烧药，烧聋了“，想起老爹仓库里没药死的惨，想起空间里那两袋虚拟的大米。
她得办成这件事。五十片只是开始，她还要更多。
第二天一早，赵桂英揣着五块钱去了厂医务室。王秀兰没去上学，在家等着，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把蓝布衣裳的边都绞出了毛边。
晌午时分，赵桂英回来了。
手里攥着一个白纸包，四四方方，用麻绳捆着，像块砖头。
“五十片，”
她把纸包拍在桌上，“去痛片。医务室的老刘头看我面子，按内部价给的，一毛八一片，九块钱。剩下一块，我买了瓶红药水，备用。“
王秀兰接过纸包，掌心一沉。她解开麻绳，掀开一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板去痛片，每板十片，糖衣裹着，白花花的一片，像小号的珍珠。
她数了数，又数了一遍，没错，五十片。
“登记本呢？“赵桂英问。
王秀兰从抽屉里翻出本旧作业本，撕了半本，用针线钉了个简易的册子。她拿起笔，在第一页写上：
“1958年6月20日，妇女互助备用药品登记册。负责人：赵桂英。登记人：王秀兰。“
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前世签合同时那样郑重。
赵桂英在旁边看着，忽然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自来卷，又浓又黑，跟她年轻时一样。
“字写得不错，”
她说，声音轻柔下来，
“比你爹强。”
王秀兰没抬头，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洇出一个墨点。
她得把这五十片里的大部分，想办法“挪“给周卫东。
但怎么挪，什么时候挪，还不能让赵桂英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