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重文的目光扫过全场,看到不少人,包括之前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同志,都露出了深思和认同的表情。他知道,火候到了。
    他稍微放缓了语速,但分量更重,话语中充满了对陈朝阳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
    “朝阳同志这个人,我是了解的。
    从他在华北独当一面,到朝鲜战场带着暂编装甲师打出威风,再到如今在学院搞教学。
    他有时候说话是冲,是直接,可能不那么‘好听’。但是,”
    “他每一次的判断,都是基于大量调查研究,基于对敌我态势的深刻洞察。
    他敢说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正是我们军队需要的宝贵品质。
    我们要保护的,就是这种敢于直面残酷现实的清醒。
    我们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的,是那种因为和平空气而滋生的麻痹思想,是那种‘右’的倾向!”
    他最后站起身,一锤定音:
    “总参的意见很明确:朝阳同志的报告,核心观点是正确的,是及时的,是对全军的有力提醒。
    各部队,必须以此为鉴,统一思想。
    要明确告诉所有指挥员:谈判越是深入,战备越要加强。
    谁敢因和谈松懈战备,导致部队受损,就是渎职,就是犯罪,严惩不贷。”
    决议已下,尘埃落定。
    会场内先前紧张对峙的气氛为之一松,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聚起来的决心。
    罗重文的这番表态,不仅干净利落地撇清了加在陈朝阳身上“极左”的污名,更以雷霆之势统一了高层思想,为他所赏识的这位年轻将星的未来之路,扫清了一道关键障碍。
    七月的苏北,天地间像个巨大的蒸笼。
    毒辣的日头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片泛着白霜的盐碱地。
    在桃源县境内新规划的一条主干渠工段上,焦躁的情绪正在数千民工中蔓延。
    渠道的雏形已经挖开,但关键的“精平”阶段却卡了壳。
    现场指挥、副县长冯大勇看着眼前几份相互矛盾的数据,头皮一阵发麻。
    他手下几个年轻技术员,正为了一段不到五百米渠道的坡降吵得面红耳赤。
    “绍文同志,按你昨天测的这个标高往下挖,水流到前面那个洼地绝对就停住。
    这不成死水潭了吗?”
    年轻的技术员王清新指着图纸,额角的青筋都微微凸起。
    他刚从省水利学校毕业不久,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精准的水力学公式,无法容忍任何可能影响工程效果的误差。
    他对面,年纪稍长、戴着厚重眼镜的徐绍文技术员扶了扶镜框,脸色同样涨得通红,指着另一组数据据理力争:
    “清新同志,你测的那条线更危险。
    照你那陡峭的坡度,水冲下来比脱缰的野马还快。
    这新夯的土堤根本经不住冲刷,不出三天就得垮塌,这个责任谁负?”
    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吵声引来了更多技术员和民工的围观。
    问题的核心,直指工地上那几台命根子似的测量仪器。
    整个桃源县工段,就指着这三台“老爷兵”:
    一台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古董“沪光牌”,镜筒里的水准泡浑浊不堪,调焦螺旋松得打滑,用它观测,远处的标尺刻度都带着重影。
    另外两台是从省水利局仓库角落里翻修出来的鬼子造水准仪,精度本就有限,更糟糕的是,在苏北昼夜温差和弥漫性风沙的折磨下,
    它们的转向轴套磨损严重,稍微一动就发出“嘎吱”声。
    技术组长周明理,一位头发半白的老资格技术员,被夹在中间,一脸愁苦地对着匆匆赶来的冯大勇指挥解释:
    “冯指挥,真不是绍文和清新他们工作不细致,也不是我们内部不团结。”
    他无奈地拍着手里那台鬼子水准仪的木质支架,
    “是这些仪器本身的系统误差就太大了,沪光牌老了,鬼子也快散架了。
    您看这大太阳底下一晒,金属胀缩,读数能飘出去一截;
    早上凉快时测一次,中午最热时再测一次,结果能差出十几公分去!
    这……这根本不是人力能统一的,没法给施工提供准确的依据………”
    冯大勇何尝不知这些情况。
    他早就向苏北专区打了紧急报告,请求协调几台精度可靠的仪器,或者派个水平更高的技术小队来支援校准。
    但专区后勤科科长的回复让他心里凉了半截:
    “大勇同志,我理解你们的困难,可你也要体谅专区的难处啊。
    全专区几十个县,几百万民工同时开工,哪个工地不在喊缺仪器、缺技术员?
    咱们仓库里那几台备用的‘宝贝’,上个星期就被南边的几个县给‘抢’走了。
    我现在是两手空空,只能给你们打报告,向省里紧急求援,可这批复、调配,总需要时间……”
    时间,恰恰是冯大勇最耗不起的。
    他望着眼前这段因为测量争议而被迫停工的五百米渠道,又回头看了看身后那些因为无事可做而开始显得焦躁不安的数千民工,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压力如山般压来。
    停工一天,浪费的人力、延误的工期、对士气的打击,都是他无法承受之重。
    精密仪器的缺失,成了卡住整个工程咽喉的骨鲠。
    他也想过从邻县调剂。
    他亲自给相邻的几个县指挥打了电话,得到的回应几乎一样:
    “老冯啊,不是不帮你,我们这儿就两台破的,自己都打起来了。”
    “我们这段渠正好卡在分水岭,比你还紧张,仪器真是一台都挪不动。”
    现实的困境赤裸裸地摆在面前:
    没有精确统一的测量基准,下游各县的渠道就无法准确对接,整个排灌系统就会失灵。
    更严峻的是,工期不等人。
    夏季汛期说到就到,如果不能在汛前完成主干渠的土方工程,一场大雨就可能让之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
    “指挥,好几个大队长都来问了,他们的人力和家伙事都准备好了,就等我们这儿的‘准话’了。”通信员小声汇报。
    冯大勇看着眼前已经集结起来、却无处下手的几千精壮劳力,又想到专区下达、近乎严苛的工期节点,压力如山般袭来。
    这种因技术瓶颈导致的大规模窝工,最为消耗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