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辅朱燮元，器识宏深，持心端谨，熟谙典章。昔任苏州知府，革赋税积弊，民赖其安；出镇西南，平普名声之乱，定土司纷争，边圉晏然，素有“底定西南”之誉；入阁以来，论议边务、民政，皆切中要害，忠勤笃实，朕深倚之。今阁务繁殷，朕特命其总览内阁一应奏疏，以专责成，庶几政务无壅，国脉常宁。
钦此！”
“臣朱燮元领旨谢恩！”
见朱燮元接下了这担子，过来传旨的王承恩微微松了一口气。
“唉，朱阁老，陛下以弱龄而统御万方，正值内忧外患之时。数年来，宫无片瓦之增，衣无华饰之求；地方所贡珍异，必分赐群臣共飨；宠妃戚属，亦未得厚赏金帛。古今往来，如是克己勤政之君，能有几人？
陛下实为不易，还望阁老莫再负此圣明，以慰君心才是！”王承恩诚恳地说道。说完，他一揖倒地，令人动容。
王承恩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又是皇帝的贴身大伴，尊一声“内相”都不为过。宦官那也是官，论地位，不比外廷的这些大臣差的。朱燮元见状不敢托大，他弯下腰，扶起王承恩，喉结微微滚动：“王公公放心，我定竭尽所能，不负君恩！”
朱燮元礼送王承恩出了兵部属衙大门，颇为感慨地说道：“陛下以诚意待人，性情随和，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身边的人没有不爱他的。
明明出身富贵，却有着布衣天子的特质，又不似太祖那样脾气暴躁，担心边境的士兵会思念家乡，顾虑穷苦的百姓能不能有饭吃、有衣服穿，像他这样的君王，简直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就算有所瑕疵，让人又怎么能忍心苛责呢？”
皇帝想要南迁的消息，如同天启六年王恭厂的那场大爆炸一般，震撼了整个京师。
朱燮元召集三品及以上实职文武官员到文渊阁议事，其中文官（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詹事府等）正三品以上官员有三十二人，武官（五军都督府以及京卫指挥使等）二十五人，合计五十七人。既然皇帝要他们议一议，那他们就好好议一议。
文渊阁前后凡五间，只是个很小的房子，容纳五十人已经是极限，大家左右分坐，相互之间挤得很近。
“原来如此，孙稚绳走得仓促，错过了一场大戏啊！”袁可立感慨道。
“如果不是他这么一闹，你觉得陛下会将此事告诉咱们么？”徐光启苦笑道，“陛下将我等瞒得好苦啊！”
“朱燮元，陛下何在？你召集众臣密谋，莫不是要造反乎？！”武班之首英国公张维贤抱着手臂，不悦道。
“来人，把门开开！”朱燮元站起身来，冲着门外虚拜，“奉陛下之命，召集大臣商议南迁事。
承蒙陛下信重，诸位可畅所欲言。然则丑话说在前头：此刻纵有逆耳忠言，尽可倾吐；待明日朝会，若再效市井之徒赤颈相争，致圣心难堪，使国议僵持，休怪枢廷不留颜面。
今日诸位之议，将由书吏不饰一文记下，今夜即呈于陛下。英国公若是不放心，大可以翻看记录；诸位也一样，当在查阅无误后签字画押。英国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既然是陛下的吩咐，那便开始吧。”张维贤眯着眼睛说道。
“好，有谁想先说的吗？”朱燮元问道。大家目光沉静，并不言语。朱燮元眉头微皱，食指轻敲了敲太师椅的椅背，说道：“吏部是六部之首，房尚书，在下那便先请你言之吧。”
“首，首个棒槌！用谁任谁，不还是皇帝一句话的事情？皇帝有问过我吏部的意见么？现在谁把我这个所谓的‘天官’当一回事？！”房壮丽心中积攒的怨气不比孙承宗小，孙承宗调回中枢这才多久，他可是在吏部默默无闻受了五年！
带着这种怨气，房壮丽开口道：“既然朱阁老让我先说，那我便直言了。老夫反对南迁！两京各有一套班子，迁都，那北京的官员要不要迁过去？迁过去以后，两京的官员如何安置、由谁主导？
北直隶八府、九边诸镇几十万大军如何管辖？如果将北京的官员留在北京，在座的各位愿意么？如果南北班子对调，你们觉得南京的诸位会甘心么？你们别的我不清楚，反正这账我吏部理不清！”
房壮丽的话很直白，也很现实，大家的心中都有些沉重。在座的一个个都是党争的胜利者，能够爬到今天的位置不容易。
哪怕是南北的勋贵之间，关系也是泾渭分明的：北边多是靖难功臣，南边是开国旧勋，两帮人甚至都可以算是水火不容，当初在战场上是真刀真枪打过的生死仇敌。
房壮丽的发言无疑会影响到整个会议的基调，原本对于要不要南迁可能态度还有些摇摆的官员，也不得不正视现实。由于在座的有不少南方出身的官员，他们原本对于回到南方还是有想法的，钱多、事少、离家近，是每个打工人的终极梦想。
大家纷纷变了脸色，但朱燮元的神情却没有太大的变动，仿佛早就预料到会是如此。而他自己作为主持会议者，又没有表态，大家压根就琢磨不清楚他的想法。朱燮元点了点头，示意房壮丽坐下，而后淡淡开口道：“户部！”
毕自严微微叹了口气，站起身对众人拱手说道：“事发突然，在下实在不知如何抉择。诸位大概也知道，我此前在南京任职，后因朝廷财用大匮，陛下才将我调至中枢。
这陛下欲南迁，也并非没有道理：洪熙帝、宣德帝坚持将北京称为‘行在’，明确下旨南迁，只可惜天不假年，未能成行；正德年间、万历年间亦有大臣提出过南迁之议。
正德年间自不必多说，自嘉靖朝以来，黄河改道，北方饱受水患之苦，运河拥堵，每年耗费大量钱财；且京畿常遇地震，更兼边患不止，先有鞑靼，后有建奴，都打到了北京城下。彼时人心惶惶，大明江山更有倾覆之虞。
北京之疾，不消多言，相信各位也都知之甚详。然而之所以令我举棋不定，是因为南京皇城年久失修：三大殿或遭雷击，或因走水，都已焚毁；其余诸殿，梁木朽坏，瓦松成林。若要修缮，则耗费钱粮无算，以当今朝廷财税，恐怕难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