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阳的记忆无比清晰，正是在2009年至2011年间，为了给支付宝获取至关重要的央行《支付业务许可证》，扫清外资控股的身份障碍。
老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决断力和颇具争议的方式，在未正式通知大股东雅虎和软银的情况下，分两步将支付宝的控股权从阿里巴巴集团体系内，转移到了他个人完全掌控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名下。
这一先斩后奏的操作，在当时引发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巨大震荡。
雅虎和软银在事后得知详情时震惊且愤怒，公开指责老马违背了公司治理原则和股东协议，擅自处置了集团核心资产。
这场风波将老马和阿里巴巴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契约精神”与“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激烈交锋。
尽管过程充满争议，但最终在2011年，老马与雅虎、软银达成了艰难的补偿协议。
根据协议，由支付宝发展而来的蚂蚁集团承诺，在其未来上市时，需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一笔一次性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60亿美元。
此外，在上市前，蚂蚁金服每年需将其税前利润的49.9% 支付给阿里巴巴集团，作为知识产权和技术许可费用。
这两项补偿，尤其是每年近半的利润分成，其分量之重，足以证明支付宝的价值是何等惊人，也反衬出老马当年冒险转移控制权，所试图保护和争取的，是怎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金融基础设施的未来。
这绝非简单的商业博弈，而是夹杂着国情、监管、企业生存与创始人野心的复杂抉择。
坐在老马对面，陆阳内心对这位备受争议的商业巨子，在支付宝转移这件事上，其实是持支持态度的。
理由有两点。
第一，朴素而现实的家国情怀与利益考量。
阿里巴巴集团当时近70%的股权掌握在雅虎和软银手中。
支付宝作为未来可能掌握亿万人支付数据、渗透到社会经济毛细血管的金融枢纽，其控股权如果长期旁落于外资之手，无论是从国家金融安全监管的角度，还是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情感来看，都让人难以安心。
将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具的控制权拿回来，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在陆阳看来，是必须跨出的一步，哪怕手段值得商榷。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现实必要性，那就是支付牌照。
陆阳深知，如果没有那张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支付宝就永远是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野孩子”，无法正名，无法大规模扩张业务，无法接入更多金融场景，更无法抵御政策风险。
而当时央行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审批，尤其关注股权结构的清晰、可控，特别是对于外资背景的敏感程度极高。
以阿里集团当时的外资控股结构，支付宝几乎不可能顺利过关。
老马转移控制权，与其说是抢夺，不如说是在当时政策与资本结构夹缝中，为支付宝求得一线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不得已甚至唯一的破局之路。
如果固守旧有结构，支付宝很可能胎死腹中，或者永远沦为淘宝内部一个不起眼的支付工具，绝无可能成长为后来的国民级应用。
想通了这一切，陆阳看向老马的目光，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
他不再仅仅将对方视为一个谈判桌上需要战胜的对手、一个未来可以薅羊毛的对象，更看到了一个同样在迷雾中前行、试图为自己的梦想和事业劈开一条生路的创业者所面临的巨大困境与抉择。
也正是在这一刻，让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独立出来这个念头，如同黑夜中的灯塔，骤然在陆阳脑海中亮起。
这不再仅仅是他为了获取股权而抛出的谈判筹码，更是一个基于前世记忆、洞察当下困局、指向未来双赢的战略契机。
他抛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想吓唬老马，更是想点燃对方心中那团可能早已存在、却因现实羁绊而不敢深想的办法。
同时，他也为自己参与其中，找到了一个超越单纯财务投资、更具建设性和战略协同价值的切入点。
在陆阳抛出“让支付宝独立”这个足以搅动未来格局的提议后，包厢内陷入了长达数分钟的、令人心悸的沉默。
窗外的流水声似乎也识趣地放低了音量，只有宫灯温暖的光晕，无声地笼罩着三张神色变幻莫测的脸。
老马低垂着眼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光滑的茶杯边缘，那副惯常的、充满感染力的表情此刻完全被一种深沉的、近乎凝固的思索所取代。
显然，陆阳的话不仅仅是一个交易提议，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他一直隐约感到存在、却从未敢用力推开的门。
门后的景象，既充满诱惑，又布满了荆棘。
终于，他缓缓抬起头，目光没有首先看向提出建议的陆阳，而是转向了坐在自己身侧、始终如同定海神针般的蔡崇信。
那目光中充满了探询、依赖，以及一种亟待确认的迫切。
同样被陆阳这番大胆到近乎“叛逆”的构想所震撼的蔡崇信，立刻感受到了老板目光中的重量。
作为最亲密的战友和财务大脑，他太了解老马了。
仅仅从这个眼神，他就知道，老马不是仅仅在思考这个提议的“可能性”，而是动心了，开始认真权衡“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独立出来”这个选项背后的战略利弊与现实可行性。
而老马虽然在宏大战略和人心把握上天赋异禀，但在具体的金融架构、法律合规和资本操作层面，则需要他这位财务负责人来提供一个合理发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