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上海。
梧桐叶落了一地，杜若攥着刚发的工资，在商场童装区流连。货架上挂着“换季清仓”的红色标签，她挑了两套一模一样的冬装——粉色给娇娇，白色给安安。结账时又添了两双小皮鞋，系带处缀着毛绒球。
“两套一样的？”收银员笑着问。
杜若把衣服仔细包好：“给我闺女和侄女。”付完钱，她兜里只剩五块二毛。
包裹寄出一周后，安安穿着新皮鞋站在南灌渠边上。冬日的阳光把水泥渠壁照得发白。娇娇正踮脚去够崖边的野枣，突然“哎呀”一声——右脚上的新皮鞋掉进了灌渠。
“我的鞋！”娇娇尖叫。那鞋在水面漂了一会儿，慢慢沉入墨绿色的深处。
安安折了根树枝蹲下来，娇娇有样学样。两个小女孩趴在地上，手臂伸向深渊，树枝尖勉强碰到水面。落后半步的小表弟揪着娇娇的衣角，小脸皱成一团。
“要死啊！”炸雷般的吼声吓得安安手一抖，树枝掉进渠里。李瑛像阵旋风冲过来，先抱住娇娇拖回安全地带，又拽过儿子，照着俩孩子屁股“啪啪”就是两巴掌。
轮到安安时，李瑛突然收手，冷笑一声：“有人能治你。”
安安懵懂地跟着回家，疑惑舅妈今天怎么不打自己了。她不知道，李瑛在上房门口已经哭成了泪人：“这野种要害死我娇娇啊！把鞋往渠里扔，灌渠那么高，掉下去准没命...”
太爷的旱烟杆“啪”地敲在门框上。娇娇被叫到跟前时，吓得直往母亲身后躲。
“是她扔的吗？”太爷的声音像钝刀磨石。
三岁的娇娇大眼睛里蓄满泪水，看了看母亲绷紧的下巴，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安安蹦跳着进院时，正看见太爷朝她招手。老人平时招呼表弟都会给糖块，安安虽然疑惑，还是走了过去。突然瞥见太爷另一只手的梨木拐杖——那根打死过野狗的棍子。
梨木拐杖抡起的瞬间，杜母刚从后院抱了柴火出来。她看见阳光在拐杖上闪了一下，接着是“咚”的闷响——第一下砸在安安后脑勺上。孩子像截木头般直挺挺跪倒，额头磕在砖地上。
“啊！”杜母的尖叫和第二下破风声同时响起。她扑过去时，拐杖已经落在安安背上，第三下打在了她自己肩胛骨上。
安安蜷在地上，后脑肿得像扣了半个苹果，血从鼻孔流到嘴里。杜母抱起孩子，摸到后背一片湿热——不是汗，是渗出的组织液。
“你要打死她，先打死我吧！”杜母嘶吼。
太爷的旱烟杆指着安安：“李家的种，骨头里都是坏的！”
“她也是你的血脉！”
“脏血！”太爷啐了一口，“没扔山里喂狼是杜家仁义！”
炕上的安安昏沉了七天。喂进去的米汤总从嘴角流出来，夜里发高烧说胡话，一会儿喊“妈妈”，一会儿喊“别打”。杜母用雪水浸湿毛巾给她敷额头，看见孩子瘦成巴掌大的脸上，睫毛像受伤蝴蝶的翅膀般颤动。
杜若是接到“孩子不行了”的电话赶回来的。进门时，太婆正给安安换药。孩子的头发被剃光了，露出头皮上紫黑的淤血，后背的伤结了痂，像贴了张歪扭的树皮。
“我六岁那年，”太婆突然开口，“后娘让我看弟弟，弟弟掉进水缸...我挨的揍比这狠。”她枯枝似的手抚过安安额头，“孩子像草，看着弱，一场雨又活了。可再耐活的草，也经不住天天踩。”
月光透过窗纸照在安安脸上，杜若想起去年在天津，雇主家孩子发烧，全家连夜送儿童医院。而安安这些年生病受伤，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汽修厂要个做饭的，”同学在电话里说，“月薪二百，活累。”
杜若看着女儿因噩梦抽搐的小腿，答得干脆：“我去。”
同学介绍的汽修厂在县城郊区。杜若去看时，二十几个工人正围着一辆卡车忙碌。厂长领她到厨房——砖砌的土灶，墙上油污斑驳。
“二百块，管三顿饭，住后面板房。”厂长踢了踢漏风的门，“干不干？”
杜若摸了摸兜里女儿退烧药的处方，点头。
那晚她给上海雇主打电话辞工，对方叹息：“早该这样了，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挂掉电话，杜若望向炕上的安安。月光下，孩子蜷缩的姿势像子宫里的胎儿，仿佛随时会消失。她轻轻躺下，把女儿搂进怀里。
院外，太婆的叹息飘在风里：“这丫头命硬。”
而杜若知道，从今往后，她们母女的命要牢牢拴在一起。汽修厂的油烟会呛哑她的嗓子，板房的寒风会冻裂她的手指，但每天傍晚，她都能牵着女儿的小手走回那间漏风的屋子——这一次，谁也别想把她们分开。
雪渐渐停了，月光照在母女相握的手上，像道永不愈合的伤疤，也像条银色的绳索，将两颗破碎的心紧紧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