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邮递员的自行车铃铛声打破了午后的沉闷。他站在杜家院门口，高声喊道：“杜瑜的录取通知书！”
杜母正在厨房和面，听到喊声，手上的面粉都来不及拍，跌跌撞撞跑出去，颤抖着接过那封薄薄的信封。她盯着信封上烫金的大学校徽，眼泪“啪嗒”砸在上面。
杜瑜成了杜家第一个大学生。
消息传开，村里人纷纷上门道贺。杜母笑得合不拢嘴，可一转身，就听见杜军的老婆在屋里摔盆砸碗：“家里穷得叮当响，还供大学生？我的儿女喝西北风去？”
杜母推门进去，正看见李瑛扯着杜军的衣领哭闹：“你要是敢拿钱给你妹读书，咱俩就离婚！”
“抚养你的儿女是你该操心的事。”杜母冷冷道，“阿瑜是我的女儿，我供她读书，与你何干？”
李瑛被噎得脸色铁青，从此连表面的和睦都懒得维持，整日在家里撒泼打滚，骂骂咧咧。气不顺时，连安安都成了她的出气筒。
那天，三个孩子在院里玩闹，不小心撞倒了酒柜，“砰”的一声，酒瓶碎了一地。
李瑛闻声冲出来，厉声问：“谁干的？”
娇娇和弟弟怯怯地指了指安安。
安安站在原地，小脸绷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李瑛抄起扫帚就往她身上抽，边打边骂：“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白吃白喝还祸害人！”
安安被打得踉跄，突然蹦出一句：“日你妈！”
——这是跟村里那个叫杜欣的女孩学的。那女孩八岁了，被惯得无法无天，总欺负安安，骂她是“婊子养的”、“日你妈”。安安和她体型相差悬殊，只能护着弟弟妹妹逃跑，没想到今天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李瑛瞬间暴怒，一脚踹在安安胸口。杜军慌忙来拦，却被李瑛连抓带挠，娇娇和弟弟吓得哇哇大哭。
“我今天就替你妈好好教训你！”李瑛揪着安安的头发往墙上撞。
杜母回来时，看见安安鼻青脸肿地缩在墙角，顿时心如刀绞。可她知道，替安安出头只会让家里鸡犬不宁，最终只能搂着外孙女默默流泪。
夜里，她再次拨通了杜若的电话。
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后，杜若轻声说：“妈，阿瑜的生活费我来给。我每个月也会寄钱给李瑛，请她……高抬贵手。”
为了凑够杜瑜的学费，杜母开始起早贪黑地卖菜。
每天凌晨四点，她就拉着架子车出发，走六公里山路到县城集市。她的菜总是第一个被抢光——便宜又新鲜。下午，她又顶着烈日挨家挨户卖西瓜。
那天，杜母正吃力地拉着满车西瓜爬坡，突然暴雨倾盆。架子车在泥泞中打滑，千斤重的西瓜像野兽般拖着她往后坠。
“松手！快松手！”路人大喊。
杜母咬着牙，最终还是松开了肩上的绳索。西瓜像逃命的兔子，咕噜噜滚下山坡，架子车歪在路边，车轮深陷泥坑。
她呆呆站在雨里，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回到家，安安扑上来抱住她的腿。杜母挤了羊奶，煮沸以后晾凉给孙子喝，安安眼巴巴地盯着，等他喝饱了，最后一口递给安安。安安仰头喝了，舔了舔嘴，发出满足的吧唧声。杜母又倒了半瓶水晃了晃，安安照样喝得香甜。
杜母喂了猪和骡子，开始和面做饭，安安寸步不离。
杜母炒菜的时候，安安就蹲在灶台前添柴，火光照亮她红扑扑的小脸。
2003年9月，杜瑜终于踏进大学校园。
贫困像块显眼的补丁，贴在她身上。室友们讨论新款包包时，她只能低头搓洗发白的牛仔裤；食堂打饭，她永远选最便宜的土豆丝。
“姐，她们都看不起我……”深夜的电话里，杜瑜泣不成声。
杜若连夜裁剪了一条上海最流行的碎花连衣裙寄去。此后每逢换季，包裹里总有新衣：牛仔外套、荷叶边衬衫、及膝套裙……都是她照着雇主家小姐的款式做的。
“抬头走路，”杜若在信里写，“咱们不比任何人差。”